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为学界所公认，而本研究则表明，“中华民族”一词早在1898年已经出现。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时务报》刊载《论中国之将强》，1898年日本东京《东邦协会会报》用日语译载《论中国之将强》，其中将“华种”日译为汉字词“中华民族”，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随后，1902年梁启超首次于汉语文献之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等概念亦传播，社会发展对词汇发展产生需求。在此基础上，“民族”一词逐渐具备了“nation”等现代含义，进一步可以同“中华”等相关词语组词。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一词首先较多在部分旅日华人之中使用，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一词正式开始在中国本土使用及传播。

本文以清代官僚制度中的缺分与出息为核心，探讨二者在官员人事与地方治理中的互动关系。缺分是朝廷基于“冲繁疲难”标准划分的官职等级，侧重于政务繁简与治理难度；出息则指官职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本文通过清代档案、省例和官员日记等史料，揭示缺分与出息在官僚人事问题上的政治意义与经济利益，并分析各省如何通过“酌委缺”和“轮委缺”等制度在人事安排中平衡二者。缺分作为国家制度与出息作为地方性常识共同塑造了清代官僚的行为逻辑与官场生态，反映了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张力。

受平定准噶尔之役影响，在缺少弹压以及边防空虚的情况下，喀尔喀车臣汗部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下齐木齐格特人，即俄文资料中的昌加基尔族通古斯盗匪，1752年之后于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伦之处兴起，频繁盗窃俄方卡伦，至1756年大肆抢劫中俄边境，招致俄属乃玛尔人越界劫掠以为报复。清朝虽在1757年平定了盗贼，但边民互盗与匪帮劫掠引起的积案是否同时抵销，中俄始终未能议决。1768年双方抵销积案并重拟《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为边务交涉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此外，双方还增设了边界卡伦并加强防务，中方将地方层面交涉纳入国家层面的监管，部分地解决了《恰克图条约》的不完善性。

关于清朝的正统性，除了将其视作传统中国王朝的继承者这一历来的看法外，近年有学者强调清朝与蒙古帝国以及藏传佛教的关联性并获得不少赞同。本文在对上述诸说加以检视的同时，拟就清朝如何阐释自身之正统性的问题予以实证性说明。清朝认为为政者之正道在于不独占财富而养育万民，行此而获天命支持，自身的成功即为明证，故无须借助任何“上天”之外的权威。满洲人通过学习汉籍奠定自身的教养基础，有关正统性的基本理念，纯然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理论化。清朝标榜自己由于征服“中央之国”的明朝而拥有了对天下的支配权，最终实现了超越前人规模的“中华世界”。

1816年11月，护送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英国军舰“阿尔赛斯特号”返回广东洋面时，地方官视之为护贡兵船而非贡船，不准它驶入虎门。强横的英国舰长默里·马克斯韦尔执意率军舰行进，引发了一场小型军事对抗。这场冲突是清朝逐渐收紧的海防政策与英国日渐膨胀的强权思维之间深刻矛盾的集中爆发。在清朝怀柔使团的大背景下，事态迅速平息。事后广东地方官虽然向朝廷隐瞒了事实，但进一步强化海防措施，警惕英国人潜在的侵略意图。这场冲突的信息传播使更多的英国人认为，强硬的抵抗是维护帝国荣誉、避免中国侮辱的最佳途径，为英国对华实施炮舰政策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