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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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分与出息——清代官僚社会史的一个侧面

伍跃

2026, 0(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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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清代官僚制度中的缺分与出息为核心，探讨二者在官员人事与地方治理中的互动关系。缺分是朝廷基于“冲繁疲难”标准划分的官职等级，侧重于政务繁简与治理难度；出息则指官职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本文通过清代档案、省例和官员日记等史料，揭示缺分与出息在官僚人事问题上的政治意义与经济利益，并分析各省如何通过“酌委缺”和“轮委缺”等制度在人事安排中平衡二者。缺分作为国家制度与出息作为地方性常识共同塑造了清代官僚的行为逻辑与官场生态，反映了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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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界积案交涉与《恰克图条约》修订

乔卫星

2026, 0(2):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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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平定准噶尔之役影响，在缺少弹压以及边防空虚的情况下，喀尔喀车臣汗部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下齐木齐格特人，即俄文资料中的昌加基尔族通古斯盗匪，1752年之后于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伦之处兴起，频繁盗窃俄方卡伦，至1756年大肆抢劫中俄边境，招致俄属乃玛尔人越界劫掠以为报复。清朝虽在1757年平定了盗贼，但边民互盗与匪帮劫掠引起的积案是否同时抵销，中俄始终未能议决。1768年双方抵销积案并重拟《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为边务交涉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此外，双方还增设了边界卡伦并加强防务，中方将地方层面交涉纳入国家层面的监管，部分地解决了《恰克图条约》的不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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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期间中英军事冲突考析

陈鸣悦

2026, 0(2): 1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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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11月，护送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英国军舰“阿尔赛斯特号”返回广东洋面时，地方官视之为护贡兵船而非贡船，不准它驶入虎门。强横的英国舰长默里·马克斯韦尔执意率军舰行进，引发了一场小型军事对抗。这场冲突是清朝逐渐收紧的海防政策与英国日渐膨胀的强权思维之间深刻矛盾的集中爆发。在清朝怀柔使团的大背景下，事态迅速平息。事后广东地方官虽然向朝廷隐瞒了事实，但进一步强化海防措施，警惕英国人潜在的侵略意图。这场冲突的信息传播使更多的英国人认为，强硬的抵抗是维护帝国荣誉、避免中国侮辱的最佳途径，为英国对华实施炮舰政策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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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华民族”一词产生问题新探

刘煜泽

2026, 0(2):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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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为学界所公认，而本研究则表明，“中华民族”一词早在1898年已经出现。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时务报》刊载《论中国之将强》，1898年日本东京《东邦协会会报》用日语译载《论中国之将强》，其中将“华种”日译为汉字词“中华民族”，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随后，1902年梁启超首次于汉语文献之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等概念亦传播，社会发展对词汇发展产生需求。在此基础上，“民族”一词逐渐具备了“nation”等现代含义，进一步可以同“中华”等相关词语组词。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一词首先较多在部分旅日华人之中使用，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一词正式开始在中国本土使用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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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之国”：思想资源与晚清“帝国”概念的生成

谈玉衡

2026, 0(2): 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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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是晚清传入中国的重要政治概念。现有研究在考察晚清“帝国”概念时往往强调其国家结构和统治手段方面的特征，而忽视其政体意义上“帝制之国”的含义。本文从“empire”概念传入东亚时的翻译实践入手，重新审视晚清“帝国”概念中“帝制之国”含义的生成，关注译者所调用的不同思想资源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近代国际体系转型中东亚文化圈对于“帝国”一词的改造和使用。一方面，译词“帝国”产生之初强调的恰恰是“empire”概念中“帝制”的内涵；另一方面，“empire”概念引入东亚后经过了汉文化传统的改造，成为中、日、朝三国维护自身国际地位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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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绅路事主张分歧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以保路、保款为中心

高龙

2026, 0(2): 15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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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川人保护路权、保护路款的铁路主张的形成和强化，深刻影响了川汉铁路的筹建和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1911年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四川路绅为保护川路利权和维护自身利益，由争路保款转向了“破约保路”、争路商办。而川籍京官甘大璋、宋育仁与宜昌路绅李稷勋等为了保全川路资产，则是主张接受国有、保款附股。保路、保款的主张分歧加剧了川绅内部的矛盾争执，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激化，最终促成了清政府的镇压和武装起义的爆发。对时人路事主张的分合竞争的讨论，有助于学界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1911年川、鄂、湘、粤四省保路风潮的不同特点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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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奕𫍽与清廷的东北练兵

张易和

2026, 0(2): 16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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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奕𫍽主持展开大规模东北练兵。不满于光绪初奉天、吉林打破旗民畛域的地方改制与边疆经略，醇王有意通过练兵“培植故土”，加强八旗在东北的军政优势。因户部及李鸿章的制约，醇王原定练兵饷额被迫大幅削减，新练军扩充计划无法实现；醇王拒绝改革已被证明失败的换练制，且坚持专用旗人，以神机营垄断训练，造成新练军弊端丛生。1890年，在国际关系变动的背景下，醇王全力支持组建黑龙江镇边军，令新练军缩编节饷，转而造就了另一支较具战斗力的防军。以醇王为中心，分析东北练兵的曲折进程，或可从政治局势与满汉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讨甲午战前边防建设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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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正统观——东部欧亚世界的政治思想

谷井阳子著, 华立译

2026, 0(2): 17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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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的正统性，除了将其视作传统中国王朝的继承者这一历来的看法外，近年有学者强调清朝与蒙古帝国以及藏传佛教的关联性并获得不少赞同。本文在对上述诸说加以检视的同时，拟就清朝如何阐释自身之正统性的问题予以实证性说明。清朝认为为政者之正道在于不独占财富而养育万民，行此而获天命支持，自身的成功即为明证，故无须借助任何“上天”之外的权威。满洲人通过学习汉籍奠定自身的教养基础，有关正统性的基本理念，纯然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理论化。清朝标榜自己由于征服“中央之国”的明朝而拥有了对天下的支配权，最终实现了超越前人规模的“中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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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川陕栈道修治机制考论罗建新#br#

罗建新

2026, 0(2): 19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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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南书房翰林政治活动探微——以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为中心

杜望

2026, 0(2):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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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庐公日记》披露了陈邦彦在南书房行走时获取的大量政务信息，由于康熙朝后期的内廷翰林大多兼任阁臣、尚书、内阁学士、起居注官等职务，极大地扩展了南书房的信息来源。相比于外廷官员，南书房翰林通过内廷身份与皇帝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但其获取消息的尺度和撰拟谕旨的内容，大体仍不出汉官所能知晓的范围。陈邦彦会利用地处清切的优势，与外任亲属和地方督抚互通消息，形成一定规模的交际网。南书房翰林对时政消息的获取和传播，不失为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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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演变

陈永祥

2026, 0(2):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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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关系侧影——《许庚身日记》之枢臣交游与议事

刘青峰

2026, 0(2): 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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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易枢后，军机处相对稳定了十年，其间枢臣亲疏与议事情况构成甲午战前重要的内廷政情。许庚身与孙毓汶关系最紧密，其与醇王奕𫍽亦久有政治联系，甲申易枢后二人仍公私往来频繁。遇有重要事件，慈禧太后会命奕𫍽参与决策，形式有公议、函商、“过府” 等。奕𫍽凭借与枢臣良好私交及慈禧赋予的权力，权势较重；许庚身、孙毓汶因得帘眷与奕𫍽青睐，且久兼总理衙门大臣，权势突出；礼王世铎地位崇高却因资历、兼差等因素，权势较弱。《许庚身日记》为研究此时枢臣关系与议事权力提供了重要视角，还暗示了光绪十六年奕𫍽病逝后，世铎与孙毓汶的权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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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中国方程理论的新发展

高牧原

2026, 0(2):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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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年间，中国的方程理论凭借西学东渐和宋元数学重新发现得到了突破性发展。汪莱发现了《数书九章》中方程少解问题，并以此开始致力于方程数值正根的一般情况。李锐精研宋元数学，并在与汪莱交流的基础上探索出了符号法则。面对汪莱新的质疑和发展宋元数学的需要，李锐的《开方说》最终完善了方程根数的普遍规律，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数系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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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运作：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管理及其困境研究

柳岳武

2026, 0(2): 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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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理漠北地区的内地商民，清朝不仅出台了相应法律，还设立专门衙门和商民内部管理机构。防患于未然的制度推动了该地区发展，但也存在制度设计与具体运作的背离及诸多设计未能严格执行的状况。清廷欲保护蒙古各部，客观上想对内地商民施行严格管理并加以限制，甚至几度驱逐所谓的“非法”商民，但实际上又需要依赖内地商民去盘活该地区经济，支撑该地区管理，却又不曾给予他们在该地区长久商贸、定居的合法地位。如此背离，实则扼杀了定居式家庭在该地区的生长，并成为清末该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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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尝试——以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路易十四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吕颖 , 侯柯

2026, 0(2):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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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下半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出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多重利益的考量，决定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洪若翰、白晋一行借助暹罗使团来访之机，经由海路启程；而阿夫里尔、巴纳贝等人则肩负起了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重任。为确保陆路畅行无阻，路易十四曾向沿途国家的君主写了五封信，恳请他们给予通行便利。尽管法国在十余年间进行了三次尝试，陆路开辟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失败与俄国政府的阻挠、不利事件的频发以及葡籍传教士的反对等因素都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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