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第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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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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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

  黄兴涛

  journal6. 2013, 0(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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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至清前期的 “西学”，有自身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从当时的 “西学”、“天学”、“性学”和 “超性学”等概念的历史和内涵角度，来把握相关问题，能增进今人的理解。当时的西学，也存在助益近代性的因素和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的 “全球意识”的引入，随之而来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以及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方法的传导及其意义等方面; 后者则可从当时创译并流传开来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价值，或一些长期被遗忘的人文学科译著的内涵挖掘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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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隐”之间: 从魏际瑞游幕看清初士人的悖论性生存

  马将伟

  journal6. 2013, 0(1):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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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鼎革之际，汉族士大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境。殉死者以一种桀骜的姿态为世人所赞颂，然而对于生者来说，如何 “生”却成为困扰他们的焦点问题。在艰难的抉择中，有人抱志守节，赍志山野，是为遗民; 亦有人徘徊于 “出”“隐”之间，如魏际瑞之辗转于清幕。其志节虽为人所不齿，但又恰恰藉游幕的机会得以践履他们的 “经世”理想。于是，一方面为自己之 “出”而愧疚不安，另一方面，又为有机会实现经世理想而兴奋; 一方面在贬责那些 “肥遁”而不问世事的所谓高隐，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归隐愿望，这正造成了鼎革之初士人悖论性的生存状态，具有繁复的历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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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张循

  journal6. 2013, 0(1):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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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 “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 “守道”空间; 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 “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 “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 “道”与所布于民间的 “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 他们虽希望以 “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 “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 《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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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

  张瑞龙

  journal6. 2013, 0(1):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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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大力发掘理学书籍出版、销售等资料的基础上，选取适当历史时段，对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并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以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个层面，考察理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知识界的状况。认为: 嘉庆朝前期理学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这种状态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因而出现各种倡导理学的意见; 嘉庆十八年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也使得民间那些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政策和行为; 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逐渐恢复生机，并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层面有明确体现。道咸以降理学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持续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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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

  戴建兵, 许可

  journal6. 2013, 0(1):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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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兵饷、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 GDP 来源的重要部分。乾隆朝是清代铸钱量的最高峰，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 “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 GDP 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 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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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王玉茹, 罗畅

  journal6. 2013, 0(1):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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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 1736—1911 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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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侯鹏

  journal6. 2013, 0(1):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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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厘金制度以对市场空间的细化把握为特点，经历了由起验征收向包认征收的转变，至清末，呈现出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混杂局面。通过对浙江厘卡设置和征收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刻画其所涵盖的流通路线和市场类型，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内化于其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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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清代秋审“签商”

  张田田

  journal6. 2013, 0(1):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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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商”从清代公牍中看，指多个办事机构间提出异见、进行交流的书面讨论形式，在中央司法环节中可能出现的有三法司 “签商”、九卿 “签商”、秋审 “签商”等。秋审 “签商”意味着秋审班中的各官员根据招册所报送的案情，在决定死囚的 “立决”或 “监候”等行刑方式时，如产生不一致看法，则可将异见先行提出，于秋审机构内部讨论; 其后果或是 “签商”者与刑部等达成一致并 “画一具奏”，或是 “签商”者保留异见并 “两议具奏”。秋审 “签商”本质是以秋审招册所载案情为基础、参与秋审的官员因具体情理与律例适用方面的斟酌权衡所产生的争议，其争议以确定犯人的 “情实”、“缓决”处理为中心，其定论关系到待决犯人的生死，是复核死刑监候案件的最终环节。相比其他会审形式，秋审 “签商”有独特之处，以此可透视秋审的制度特色与清代中央司法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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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

  刘锦

  journal6. 2013, 0(1):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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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顺治、康熙年间，青海蒙古墨尔根台吉等与清朝之间发生了有关争夺牧地、牲畜和属民的边境纠纷事件。入关不久的清朝，应如何处理青海蒙古事务，无疑处于探索之中。史料的稀缺限制了学术界对此段历史的研究，近年来相关满、蒙文档案的出版，为此段历史的澄清提供了新的资料。边境纠纷事件发生后，清朝即刻表明立场，然交涉过程中几经周折，清朝最终选择让五世达赖喇嘛参与事件的处理。针对大草滩之争，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曾提出划分边界的政策，后因墨尔根台吉等的婉拒而失败。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参与清朝对蒙古事务的处理，对清代西北边疆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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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扎萨克王爷的属众统治

  齐光

  journal6. 2013, 0(1): 1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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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分析今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扎萨克王爷颁发给旗内人员的蒙古文 “噶舒克文书”内容及其上所记的封号、印章等，阐明该部扎萨克王爷的属众统治方式，同时揭示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社会行政的具体运作，以此探讨阿拉善和硕特部或蒙古诸部与清朝间关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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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衣身份再辨

  祁美琴, 崔灿

  journal6. 2013, 0(1):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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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衣”是清代旗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清代皇族的私属，由于他们双重的身份及其与皇室、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包衣群体的研究成为清代政治与旗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在 “包衣”称谓的解释和身份的认识上并不清晰。本文在梳理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衣、阿哈、包衣阿哈以及家人等不同称谓的辨析，明确 “包衣”是清代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不能用阿哈、包衣阿哈或家人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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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

  姚春敏

  journal6. 2013, 0(1): 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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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首”是清代华北民间自治组织 “社”的领导者，在清代山西泽州又被称为 “维首”、 “社领”、“社头”、“社长”等，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从碑刻看，社首可以分为长期任职的执年社首和短期的督工社首，执年社首一般实行四人三年的轮换制度，由社众集体选举产生，个别村社采取家族轮值的方法。督工社首仅在村社出现大型公共设施修建时才被执年社首临时任命，人员依工程复杂程度而定，任期以工程完成情况而论。社首身份较为复杂，现有资料显示大约近十分之一的社首来源于下层士绅，其余多为普通社民。有清一代，社首在村落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止争、协调村际关系，权力几乎触及到华北乡村的全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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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探“洪宣娇”

  刘晨

  journal6. 2013, 0(1): 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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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劻与清帝逊位

  周增光

  journal6. 2013, 0(1): 1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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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宗室世子考

  郑永华

  journal6. 2013, 0(1):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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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瓦-蒙古国合作出版《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述评

  特尔巴衣尔

  journal6. 2013, 0(1):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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