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从整体上把握清末人口调查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知识、理论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人口统计在中国的兴起。湖南保卫总局的创立可视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发端，近代人口调查的初兴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除了民政部（巡警部）主持下的北京户籍调查、全国户口实数调查和宣统年间户口普查外，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全国性人口调查、大量的地方性个例调查和一些特别调查。清末近代人口调查既含有传统因素，同时还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一些制约。文中还讨论了清末人口调查结果的构成，重点探讨了宣统年间户口普查结果可能少估、多估的情形和不能确定多估少估的情形。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雍正朝除贱为良政策究竟是如何议行的，经史料比勘可知，仍有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本文利用奏折等材料，证实了雍正朝除贱为良的提议来源于年羹尧，这背后是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表明改革的源起有着偶然性。前人的雍正帝此项措施是他全面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是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等认识是不正确的。
咸丰九年，祁门县溪头坞江姓通过一纸契约得到了开豁放赎，与在城方姓脱离了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主仆名分和经济依附关系。改贱从良之后，江姓开展了一系列家族建设活动：通过建祠堂、修族谱、选族长等组织化建构，实现了家族社会地位质的提升；通过持续购置田地，为家族的生存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协作生产、接受找价、租田取利等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联姻联亲、联合办会、教育子弟等社会文化活动，适应了地方社会生活。江姓最终实现了由小姓之家到庶民家族的转变，顺利地融入了徽州宗族社会，为考察徽州小姓的开豁以及开豁之后的家族建设实态提供了典型案例。
借助汉学思潮，通过立传、树碑、独尊等方式，清代仲圣运动向全面和纵深发展，基本上获得了整个医界的认同，也对温病新知识的产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维护仲圣的形象，又不妨碍提出温病新理论，医家主要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主张《伤寒论》的温病知识失传于兵燹和王叔和的编次，二是指出新知识旨在羽翼《伤寒论》，三是名仲圣而实不仲圣。由此策略，温病新知识虽然得到了医统上的合法性，但也被扭曲，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吴瑭首用桂枝汤治温病说法即是代表。不过，民国时期，经方家肯定了吴瑭的观点。而在现代中医界，清代否定和民国肯定的两种看法都被继承下来，成为现代温病学知识。
清代妇女捐赠主要有慈善公益类捐赠、宗教类捐赠和宗族类捐赠等三种类型，捐赠资产主要是现金、土地以及房屋。清代妇女捐赠资产包含个人私有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捐赠行为毫无疑问体现出清代妇女所享有的财产权益。清代妇女捐赠的原因非常多样和复杂，有传统善念的支配，有祈福禳灾的功利主义，有宗法习惯因素，更有精神信仰与娱乐交际的需要，捐赠行为整体上具有复杂的社会性，糅杂了传统慈善、信仰、利益等各种因素，其对社会公共机构的捐赠又带有一定的近代慈善公益属性，体现出清代妇女的社会参与度。清代妇女捐赠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在内容上糅合了传统与近代属性，捐赠行为扩展了清代妇女的社会活动空间，体现了女性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