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也主要 是由汉民族加以继承和阐释。清朝与前朝的区别是其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儒家正统观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习俗。如何理解清朝对藩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仍然是目前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提出清朝分别针对内地和边疆形成了新型的“正统性”的统治模式，清帝在内地的统治仍然依赖儒家的道德教化，对藩部的控制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从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性的补充性制度框架。本文特别提出要区分“统治”和“治理”的涵义，“统治”主要是指皇权对一系列带有虚构色彩的象征性隐喻系统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则是对各类象征性统治符号的技术性延伸。其背后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乾隆年间，清朝在统一新疆进程中，试种豌豆成功后推广种植。清代新疆前期豌豆的种植区域在天山北路有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以及塔尔巴哈台；天山南路主要有喀喇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豌豆在新疆的种植对于清代西北边疆治理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军需、节省帑币、促进农业生产和丰富民众饮食生活。
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满蒙文档案，以布鲁克巴（不丹）第十七任德布王强巴贝的“补放”任职事件为案例，考察了清朝册封布鲁克巴 “额尔德尼第巴”的礼仪程序，认为整个程序可以概括为布鲁克巴请封、噶厦和驻藏大臣审核并上奏朝廷、朝廷封赐敕书、西藏遣使册封、德布王谢恩等 5 个环节。论文还讨论了布鲁克巴在清朝对外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德布王的职位品级及册封对德布王合法性建构的意义等问题。
清咸丰末年到同治初年，是太平天国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湘淮集团为了在战争中求生存发展而大力拓展权势资源的重要时期，更是清廷和湘淮集团权力争夺、力量消长的一个关键时期。江浙历来为清代财赋根本、饷源要地，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既要有高明的将帅、充足的兵力兵源，也要有充足的粮饷和得力的后勤支持。因此，这一时期围绕江浙财赋之区的控制与争夺异常激烈，清廷、湘淮集团、江浙地方势力各有攻守进退。
同光时期，为了应对军兴以来的保举、捐纳官员群体对铨选制度的冲击，清朝制定兼具考核与裁汰功能的期满甄别制度，与划分班次、缺分一并作为重建铨选制度的尝试。此后，受停捐纳、暂停分发影响，期满甄别定位的侧重从考核逐渐转向裁汰。各省在甄别对象、方法以及后续对待措施等方面存在歧异，制度几经变化，实际效果不佳。这反映了在正途、异途截然分别的仕途关系以及时人对科举、保举、捐纳人员的才能认识变化之后，清朝难以重建一致、有效的才能认定标准与考核方式。这意味着清朝重建铨选制度努力的挫折。其实际原因在于清朝对于保举、捐纳人员缺乏可靠的善后措施，以及清朝对保举、捐纳制度的现实需求。
庚子之后，清政府的官方小额通货铸造出现了由制钱向铜元的更替，清末灾赈中的货币流通机制也由此发生转型。光绪三十二年的江北赈案中，铜元短缺成为阻碍赈灾的首要困难，而遵循“以钱导粮、以钱导民”理念的《官义合办赈务章程》进一步增加了银钱兑换与铜元运输的压力。江苏当局通过奏请增铸铜元、采买外省铜料与铜元、倡导民间义捐铜元以及粜价归赈等措施来筹兑铜元，基本缓解了铜元困境。以此赈案为例可知，清末灾赈中小额通货的控制权与主导权发生明显转移，原有的“钱赈”机制出现转型，铜元融通问题成为赈款流通链条的核心环节，而官方通过控制铜元的供给与调运实际主导了灾赈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