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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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杨国强

2021, 0(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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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军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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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牙行与书吏：清中后期重庆城的商税包揽及其变迁

马超然

2021, 0(2):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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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正额财政短缺的背景下，本文以重庆府巴县为例，展现出早在嘉道年间，一个经制外的、实质上的地方财政体系已经形成。乾嘉以降，重庆地方官府开始以差徭为名向工商业者征派陋规。随着官价补贴日渐不足，工商业者只得自筹经费，并以铺户帮差、牙行包揽的方式供办，由商人、牙行与书吏构成的商税包揽群体逐渐形成。咸丰年间，重庆厘金的征收名义上委任士绅办理，但实际上依然高度依赖牙行包揽，并将其正式化、制度化，形成“厘局 - 牙行 - 行帮 - 铺户”的多级征派组织。本文揭示出，清代“耗羡归公”后州县陋规的长期存在，不仅为地方行政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也为晚清厘金的开征奠定了制度与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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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煤炭贸易——以上海对日本煤炭的进口为中心

张珺

2021, 0(2): 1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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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学界以往关注较少的近代中国对日本煤炭的进口问题。19 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的煤炭曾长期占据上海市场首位。本文以上海为中心，考证中日煤炭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分析上海对煤炭的需求与消费结构的变化，最后将中日煤炭贸易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框架下，探讨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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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回望与学术贡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编纂出版略论

李国荣

2021, 0(2): 13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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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考察

崔志海

2021, 0(2):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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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运动中，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发表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也与山东义和团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系针对列强“瓜分”政策发出的一个倡议。对于义和团运动向津京地区蔓延，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反应强烈，主张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并赞成列强的“瓜分”政策。但美国政府始终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扩大到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将战争严格局限于解救使馆、恢复秩序范围内。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友善。东南地方督抚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政府之间保持的外交孔道，对舒缓美国政府和公众的焦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而引发，主要还是 19 世纪以来中外民教矛盾和冲突长期得不到妥善合理解决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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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商民路票探析

华立

2021, 0(2):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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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票制度即给流动人口颁发通行证明，据此加以盘查和管束的制度。在清代，随着人口迁移的空前活跃，内地向边疆的流动形成潮流，路票制度被广泛地运用于各边疆地区。不过，由于国家对不同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持或禁止或限制或提倡的不同态度，决定了路票管理制度因地区及时代的变化而各有特点。就新疆地区而言，内地民人特别是被称作“商民”的人群是路票管理的主要对象。本文运用北京和台北两地所藏档案史料，揭示商民路票政策在新疆出台的经过，路票的形制与特点，以及新疆当局如何运用路票制度来加强对商民人群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对迄今为止的若干误解和疑问加以辨析，以求澄清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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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归附始末考——兼论清朝对吐鲁番的初步治理

曲强

2021, 0(2):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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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是准噶尔任命的吐鲁番地区统治者，于清军征讨达瓦齐之际归附清朝，结束了吐鲁番地区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统治之外的历史。莽噶里克的归附使清军在西域有了重要的军事和后勤基地，加速了准噶尔的灭亡和控制回部的进程。莽噶里克归附后，清朝着手调整当地在长期追随准噶尔期间形成的统治秩序，将额敏和卓迁回吐鲁番，牵制莽噶里克的势力。又为其编设旗佐，将扎萨克制度引入，吐鲁番形成了东西分治的政治格局。莽噶里克卷入叛乱被杀后，其部众暂时被交由额敏和卓管束。为了防止额敏和卓家族在吐鲁番一家独大，清朝又多次调整吐鲁番政治格局，设置辟展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等予以分权，反映出清朝极为灵活务实的边疆统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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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喀尔喀济鲁姆》乾隆十一年法研究

蒙古勒呼

2021, 0(2):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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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济鲁姆》之乾隆十一年法是反映清朝蒙古律与喀尔喀习惯法关系的一则重要法规。雍正末至乾隆初年，随着清朝对喀尔喀统治的加强，蒙古律盗贼例得以全面贯彻实施。喀尔喀王公为解决由此而引发的盗贼赔偿与解送问题，在未经清廷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乾隆十一年法，恢复蒙古律旧例的同时，补入喀尔喀习惯法，对蒙古律进行了变通处理。“喀尔喀四部副将军所定法规”与乾隆十一年法性质迥异，二者并非同一法规。前者来源于喀尔喀习惯法，作为惩治牲畜偷盗犯的法规长期被喀尔喀王公私下采用。这两则法规分别代表喀尔喀王公出于自身利益与现实需求，以变通处理与因循旧习的方式应对清朝蒙古律。这两种方式既彰显了蒙古律在喀尔喀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反映出与蒙古律相抵触的喀尔喀习惯法仍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喀尔喀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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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奏事体制与政务运作

马子木

2021, 0(2):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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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奏事体制，是指康熙年间形成的以奏事官为核心的文书流转与政令传递机制。奏事官最初由侍卫群体分化产生，其后逐渐演变为以内务府包衣为主的专差，职司奏本、绿头牌以及奏折的转进、下发以及谕旨的传宣，显示出清初政务处理向内廷转移的趋势。奏事体制的产生，一方面整合了顺治年间内降谕旨的颁行渠道，突破了清初章奏进御与批答处理的固有模式，淡化中间机构，建立起君臣直接交通的政务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亦构成奏折广泛行用的制度基础，借助奏事体制，与密折迥异的京官奏折在康熙中后期成为京内衙署与皇帝沟通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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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试诗的历史原因与制度意义

刘洋

2021, 0(2): 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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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科举常科增试试律。这一改革的重要原因是为了打破科举以往的命题思路与应试模式，革除举子怀挟、宿构之风。在科举试诗政令下达的过程中，乾隆帝利用权威与策略绕过了朝臣的反对，成功推行了这一数十年间未能实施的改革，并掌握了会试、顺天乡试试律诗的命题权力，强化了对人才选举环节的把控。科举增试试律前后，覆试走向制度化，磨勘也逐步加严。由于近体诗具有明确的声律规则，诗作是否合律成为覆试和磨勘的关键考察标准。科举试诗与覆试、磨勘制度共同发展，使科举纪律更为严格，评价标准更加客观。清代科举试诗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关键事件，更是科举史上的重要变革，具有多重历史原因与深远的制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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