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国外学者将1635年皇太极获得所谓林丹汗的传国玉玺的意义定性为继承了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统治合法性。本文认为，皇太极对玉玺事件的操控与利用主要还是着眼于其处理内政的需要，即加速实现将原有汗权统治体制改造升级为中央集权化的帝制模式，从而满足自己对君权扩张的政治需求。它并不意味着皇太极由此拥有了统治蒙古或内地的君权合法性,且从实际效果来看对该玉玺的占有也未促使尚在后金控制区域之外的漠北蒙古和内地汉人前来归顺或大量投诚。
乾隆年间，清廷曾分别向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的扎什伦布寺赠送了两幅描绘乾隆帝身着佛装、扮演文殊菩萨形象的画像。但在不同的语言文献中，关于这两幅画像于何时、因何事由被送到西藏的问题，竟然出现了完全迥异的记载。本文根据与画像有关的满文档案和藏语文献，梳理乾隆帝画像入藏的经过以及画像与瞻礼、金瓶掣签制度改革的关系，进而分析清廷试图透过画像所传达的政治话语以及藏传佛教世界的成员如何感知、回应皇帝的权威。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雍正年间，涂如松在妻子失踪后被诬杀妻，经过数年审理，在死刑就要执行之际，涂妻重现人间。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拟判中对于涂如松杀妻案的构建、修饰和完善的过程。究其原因，司法责任制度的存在使得基层官员倾向于维护自己的错误，上层官员为了规避责任也很少亲提亲审而是不断地指令再审。审转制度实际上存在各级官员的共谋，通过各种信息沟通机制，基层官员在做出拟判前就会征询上司意见，逐层审转难免流于形式。此外，由于缺乏过程史料，省级官员汇报给中央的题本长久以来作为法史研究的基础材料广为使用。而省以下各级官员对于拟判的加工修饰，提醒人们反思档案材料的性质。
顺治初年江南地区的明遗民内部经常流传着一类有关明清战局的谣言，它们虽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依然得到遗民的信任与进一步传播。从资料相对丰富的《侯岐曾日记》来看，明遗民相信这类谣言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遗民拥有类似的政治、社会、思想背景与生活状态，也因此共享恢复明朝的信念与愿望，是他们接受谣言的心理基础。第二，交换时闻作为遗民之间的社交活动，旨在巩固彼此关系，确立复国信心，排遣负面情绪，乃至借此策划抗清等实际行动，消息的可信度反而未必重要，助长了谣言在遗民群体中的传播。
和朱熹思想体系中对于“气质”的负面认知不同，清初北方思想家颜元坚持气质本善的观点。而这和他自身的身体观有关。身体被他视作一个儒者“作圣”的基础和工具，为此，他对于身体做出了种种积极正面的界定与评估。这既出自他身为一个医生的认知惯习，也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经历的各种身体不适的逆向反应。身体经验为他理解“气质”范畴提供了一个认知“原型”，并以此来审视和构思有关“气质”的概念与命题。
作为戊戌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杨深秀不仅积极上书言事，对变法的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还是“围园密谋”的关键参与者。他于戊戌政变前一天所呈的一折一片，主张“借才”，与英美日“合邦”，奏请派员入圆明园搜金窖等事，导致慈禧对维新派的高度警觉，对政变的发生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刺激作用。新发现的几篇杨深秀佚文，显示了其平衡汉宋的倾向和精于金石考证的特长；其方志学编纂深受戴震影响，在继承传统学问的同时也积极吸纳西学新知，不仅创立了以距离为单位的地理坐标系统，还尝试将“恒星东移”说同传统的星野学说相结合，走在时代前列；其在诗歌方面既宗崇宋诗，又不走硬涩极端，具有博采众长、融冶各家的格局与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