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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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双利

2018, 0(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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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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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屈成

2018, 0(3):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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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籍中，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与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乾隆时期，自首另记档案人出旗，而另户另记档案则被保留下来作为军功赏赐之用。清廷制定了较为有效的善后措施，保证了另记档案清查的顺利进行。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而另记档案人的出旗，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同时也加剧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区隔。长远来看，另记档案清查、出旗并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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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检验知识的常规与实践

陈重方

2018, 0(3): 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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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图书文献中各种实例后，本文认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虽是官书，但它并非不可挑战的常规。在继承元明以来活用《洗冤录》的脉络下，清代的检验知识和制度，其实比过去认为的更有弹性。例如利用案例、使用坊间著作来补充官方的不足；仵作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不只是单纯的机械性操作。官方与民间著作，官员和仵作，案例，无论是在知识或制度层面，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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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的唇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学习（1844—1911）

赵力

2018, 0(3):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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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学习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经历了对“中国口语”想象的破灭，进而认识到宁波土白与其他口语形式的巨大差别，并开始投身于宁波土白的学习。传教士立足宁波地方社会，自觉将学习重心完全倾向土白学习，并创造了罗马字注音体系和汉字拼写体系来书写宁波土白。传教士因应新形势，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口语考核形式，在提升口语学习效率的同时，吸收了官话的口语风格，并成功将汉字纳入口语学习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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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浓麦肥、草长豆稀*：清代台湾的春花与粮食供给

谢美娥

2018, 0(3): 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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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每年例须陈报夏、秋粮食收成，秋收指稻作，夏收即春花和双季稻的早稻。春花是次要粮食，栽植普遍的番薯亦是。但政府规定春花须列入夏收报告，番薯则不必。番薯是馈贫之粮，植于园或畸零地。春花植于稻田，与稻形成轮作，被喻为接绝续乏之谷，可见其地位。以往研究清代台湾粮食者，次要粮食必议番薯，忽略春花。本文旨在阐明清代台湾春花的种植及其与主要粮食的关系，并检验清人视春花有平抑米价作用的认知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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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征、定额与奏销：清代云南矿税研究

马琦

2018, 0(3):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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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矿税是研究矿业规模和矿业管理的重要依据，故清代云南矿税问题是清代矿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直接引用文献中的矿课数据，并未追究其来源和内涵，甚至以定额替代实征。因此，本文在分析清代云南矿税来源与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清代奏销档案，推算清代云南全省实征矿税银数量，并对其变化和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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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斗的逻辑——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的脚夫组织

周琳

2018, 0(3): 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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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脚夫组织的演变历程，及其暴力行为方式的由来。结论是：暴力并非内生于脚夫组织的行为方式，而是在市场复杂化、地方官府不能有效治理、服务于市场时的适应性策略。某一社会群体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也很难“打标签”式地判定，研究者更应关注其得以型塑的“结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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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租界的早期发展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由来

曹雯

2018, 0(3): 1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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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因租界的存在，中国逐渐被冠以半殖民地性质。不过，外国人租界自觉与中国人街区分离，其实是广州十三行旧商馆运作方式的一种延续，但在鸦片战争后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即外国人接受甚至开始珍惜这种被孤立的状态，在借用条约将其独立状态合法化后，开始不断将中国应有的法权从租界排挤出去，直至他们在租界内拥有绝对的法权，昔日的黄金圈住地演变成了专属特权地，成为中国人敌视的目标。最初的租界并不是作为殖民地诞生的，租界发展成为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特别区域自有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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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阿鲁蒙古伊苏特部贵族祖源考述

玉海

2018, 0(3):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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