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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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

阚红柳

2018, 0(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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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缙绅录载录在职官员的基本信息，其对官僚制度的载述与会典、职官表等同类书籍相较有所区别和侧重，缙绅录以反映官僚制度的实际状态及最新运行情况为主，能实时展示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位在职官员状况，并以官刻与坊刻两相结合的形式对外公开发布。对官场信息自上而下的重视使得清代缙绅录拥有几乎覆盖全社会范围的阅读人群。清人对缙绅录的阅读实质上是以书籍阅读的个案形式具体而微地呈现官僚制度在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引起的的系列反应，具有独特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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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

陈必佳康文林李中清

2018, 0(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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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迫于内政外交的压力和应对统治危机，在教育、军事和行政机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推动现代化的改革。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这一时期制度改革随之带来的人事变化关注甚少，结合人事变动来理解新政这一议题更是被学界忽视。本文尝试利用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对新政期间京师各机构改革中的人事变化进行分析，并以度支部衙门为例重点关注包括宗室人员在内的旗人官员的比例和变化，以冀对分析和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央行政状况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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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

胡祥雨

2018, 0(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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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改变了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在1906年官制改革前，京师三法司额设官员中，满（旗）人始终占有优势，且低级官吏几乎被满人垄断。官制改革以后，司法人员大大扩充，尽管满人官员有所增加，但汉（民）人官员增加更多。负责司法行政事务的法部，汉人官员人数逐步增加并超过满人。在大理院和京师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官员中，汉人官员最终占有绝对多数。由此可见，破除“满汉畛域”对京师司法官员的任命产生了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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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

张瑞龙

2018, 0(4):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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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缙绅录中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有两个固化的名数系统：一是乾隆中期到咸丰八年，沿用乾隆二十九年宝名堂刊本所载名数，该系统应是采用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某科乡试各省取中的举人数。二是光绪十一年冬季荣禄堂刊本所载名数，该系统采录光绪八年壬午科乡试各省取中的举人数，被此后不同坊刻本缙绅录中广泛载录，甚至在科举停废后仍然沿用。在此之间的缙绅录，虽有少数省份的“额中举人名数”变动不居，但无法反映晚清朝廷因推行捐输乡试广额政策导致各省历届乡试中额剧烈变动的真实情况。故缙绅录中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不仅与各省乡试实际取中举人数无涉，而且资讯采录偶然、随意，不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清代缙绅录所载各类资讯的史料价值和局限，值得研究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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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

宝音德力根

2018, 0(4):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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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清藏关系中，格鲁派高僧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因出使清廷、开辟格鲁派与清朝互使关系而闻名。因二人都是额齐格喇嘛门徒、均有伊拉古克三（意为“佛祖使者”）称号，致使学界长期将二人事迹混肴。车臣绰尔济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先后被鄂尔多斯贵族、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贵族以及卫拉特准噶尔贵族供养。崇德二年所遣使臣库鲁克至盛京，捎去皇太极致藏巴汗的书信。崇德五年以四世班禅、五世达赖为首使者身份出使清朝，七年到达盛京。八年五月启程西返，顺治元年冬到拉萨，三年圆寂于喀尔喀。戴青绰尔济俗名晋巴嘉措，是出生于尼唐寺附近的藏人，可能是塔尔寺法台。崇德三年遣使清朝，五年代表顾实汗与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车臣绰尔济返藏后，戴青绰尔济留在清廷，先后任皇太极和福临的“国师”。顺治四年戴青绰尔济返回西藏，不久在额齐格喇嘛故乡巴州修建了弘善寺，顺治十二年圆寂。文章还考证了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的转世，并纠正了学界混肴二人转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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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以该会《中国各地买地建堂单》为中心

汤开建周孝雷

2018, 0(4): 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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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依据中西档案文献，特别是现存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1700年、1733年及1734年三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各地买地建堂单》为线索，对这一时期巴黎外方传教会来华会士进行梳理介绍，并对其早期在华传教以及购置教产等活动展开研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具有发展势头迅猛、立足本土化、坚持强势传教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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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的形成与变异

高波

2018, 0(4):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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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缙绅录中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有两个固化的名数系统：一是乾隆中期到咸丰八年，沿用乾隆二十九年宝名堂刊本所载名数，该系统应是采用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某科乡试各省取中的举人数。二是光绪十一年冬季荣禄堂刊本所载名数，该系统采录光绪八年壬午科乡试各省取中的举人数，被此后不同坊刻本缙绅录中广泛载录，甚至在科举停废后仍然沿用。在此之间的缙绅录，虽有少数省份的“额中举人名数”变动不居，但无法反映晚清朝廷因推行捐输乡试广额政策导致各省历届乡试中额剧烈变动的真实情况。故缙绅录中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不仅与各省乡试实际取中举人数无涉，而且资讯采录偶然、随意，不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清代缙绅录所载各类资讯的史料价值和局限，值得研究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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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诵”到“讲授”？——清末文教转型中的“读书革命”

陆胤

2018, 0(4): 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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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西方阅读史研究的“读书革命”之说，本文将呈现清末民初读书人初学启蒙从“记诵”到“讲授”的转型，并揭示这一“转型”本身所包含的后设视角。论文将首先返回清末读书现场，评价记诵之学在传统读书法中的位置；继而进入世纪之交关于文教改革的言论场，揭示在科学教育观念启悟下，“记诵”如何负面化，甚至被看作整个“中学”弊端的源头，沦为“西学讲授”的对立面；最后检视在近代学制、分科之学、分段教授法导入以后，新式“教授法”和教学空间如何影响于读书实践。从“记诵”转向“讲授”，最初更可能是趋新者受“域外之眼”启发而拟想的一种“建构”。二者之间对立关系的确认，将中国传统蒙学和西方近代教育的复杂状况都严重地简单化和片面化了。但在维新舆论鼓动下，清末新学制的实施和新式教科书、教授法的出版，将之坐实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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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公包衣佐领的调整看雍正帝初政

永莉娜

2018, 0(4):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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