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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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美琴；安子昂

2019, 0(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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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王朝化和国家认同是清代宗教同国家关系的重要表征。清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寺庙的政治功效及其在“大一统”王朝进程中的政治价值，由清廷敕令修建了一系列藏系庙宇。这些庙宇分布于中原和藩部，它们构成了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域，也体现了边疆地区宗教被纳入中央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朝廷有效治理蒙藏民族及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清廷主导构建政治认同和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域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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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

张永江

2019, 0(1):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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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礼仪制度的视角，通过对比礼部和理藩院两大机构管理境内族群的不同分工，探讨了清朝在区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政治价值。清朝对众多族群和文化，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分类的原则是与清朝关系的亲疏远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通过礼仪教化各族群，是礼部施政的总原则。教化之道，一是仪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观念、态度；一是仪式所必须的符号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仪仗、印信、金钱、乐器，也包括文字、音乐和舞蹈等。策略上则通过在礼仪制度上优遇蒙古作为“教化”境内族群的样板。清朝礼制的最大特色便是浓郁的多元化族群色彩。在许多仪式中，边疆族群已经由旁观者或配角成为主角之一。这种礼制上的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北方的统治族群满洲对于本族及其他边疆族群的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清代前期“夷狄”观念的第一次转换，是清朝礼仪制度更新、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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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京南永定河湿地恢复

赵珍；崔瑞德

2019, 0(1):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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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在京南小平原永定河及淀泊治理中，一改康雍以来“束水攻沙”策略，采取人工引水出堤等调节径流的办法，修筑并不断改造与维护河湖湿地，使河水散漫流淌，将泥沙沉淀于河岸周围四野荒滩，以防御河水挟带泥沙淤塞河流尾闾淀泊及洪水期间危及居民田舍。这一策略效果较好。此间折射出日益尖锐的人水矛盾。人占水地，加大了永定河治理的成本与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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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争利：包世臣南河经费改革思想与实践

刘文远

2019, 0(1):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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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时期，南河河防形势日益严峻，连年举办大工，需费浩繁。为解决经费问题，一些官员建议“以民力治民生”，将河费摊派民间。包世臣针对性地提出改革设想，清理苇营荡地以保障河工物料供给，召买海滨新淤土地以筹集治河经费，并先后得到推行，取得一定效果。其改革设计基于为民争利的立场，兼顾受益原则与能力原则，从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入手，在增加财政支出与加重百姓负担之外，为南河经费的筹集探索新思路，对缓解当时困局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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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与市镇权力的格局转换—以吴江盛泽镇为中心

陈岭

2019, 0(1):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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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使得盛泽镇的传统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以科甲为代表的传统士绅之家在战争中遭受破家之难，而新兴商人家族则通过各种政治运作，不仅发展成亦商亦仕的商绅之家，而且还成功地延续了其在战争中形成的权力格局，掌控战后盛泽权力。围绕咸同之际盛泽镇权势格局转换的细致考察，为探源晚清绅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同时，也揭示出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网络，更重构了市镇内部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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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方医看前近代中国官民互动与民间医疗世界—以雍正、嘉庆朝两起案件为中心

王静

2019, 0(1):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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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雍正朝和嘉庆朝两起走方医案件为中心，利用档案中的诸多细节还原走方医迫于生计挟技逐利的日常医疗活动，彰显出清代民间医疗世界的多元面相。由于其流动的生活方式有悖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且常用欺骗性手段招揽生意，加之人际关系复杂，对统治秩序有潜在威胁，故常被视为莠民，时有被盘查甚至卷入官司的风险。这种官民博弈的内在冲突正是小民为求生存的艰难挣扎与官方对其流动为匪的疑惧之间张力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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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

王保宁；朱光涌

2019, 0(1):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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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和徽商崛起推动棚民进入徽州租赁山场，采用“炼山”和林粮间作模式从事木材产业，以玉米取代粟、麻等传统“花利”作物，尽管扩大了玉米种植面积，但始终未将其转变为主要农作物。棚民的数量激增冲击了徽州传统聚族而居和风水信仰体系，1788年长江特大洪灾又导致当地士绅将矛头直指玉米，最终与抵制棚民的情绪掺杂在一起，演变为一场驱逐棚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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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佚文《寄子严书》考述—兼论顾炎武立嗣孙对清代嗣法的影响

毛亦可

2019, 0(1): 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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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均禧所撰《昆山人物传》内，录有顾炎武寄给其弟顾纾的书函一篇，未经收入《顾炎武全集》或《顾亭林诗文集》。今将该文命名为《寄子严书》。该文内容，系顾炎武向顾纾提议，要立顾纾之孙世枢为殇子诒谷之后，其事可与《顾亭林先生年谱》互证。由于为殇子立后不合于先儒对《礼记·丧服小记》的解释，此事当时甚为人非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述可为殇子立后，是他为诒谷立后的理论基础。徐乾学作《立孙议》为顾氏辩解，则主张可以间代立后。二人之说对清人影响甚大，清儒多取顾、徐之说而否认郑玄、孔颖达等人对《丧服小记》的旧解，地方司法中也出现准许为殇子立嗣的判例。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律例中增入“独子兼祧”例，亦与“为殇立后”和“间代取嗣”之说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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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嘉庆十五年热河军府制度的建立

许富翔

2019, 0(1): 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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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三年，清廷在热河地区广设府、州、县后，当地的社会秩序并未有所改善，而且汉人在热河开垦的范围与规模仍不断扩大。面对这样的情况，清廷在嘉庆十五年将原有的热河副都统升格为都统，并在当地实施军府制度。热河军府制度的设立反映出大量汉人移民移入热河使清政府产生极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这也凸显出当地朝政区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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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

陈勇

2019, 0(1): 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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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云南爆出报销案，显露出清季各省外销财政之冰山一角。随后户部颁布京员津贴章程八条。京员津贴并不开支国家正供，而从各省关外销项下动支，意在既可补贴京官，又可不动正款。各省因此别立各种款目，为言官所抨击。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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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太监与道教

尹志华

2019, 0(1): 1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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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典、古典与清学本相——评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

张循

2019, 0(1): 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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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十九世纪中国

卫周安著郑旦译

2019, 0(1):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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