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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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

2012,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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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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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

王德泰

2012, 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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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高度垄断经营的政策,即以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数倍的价格收购矿铜,又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矿铜批发给各铸钱局,通过统购统销来赚取价差,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铜息"。低价矿铜用于铸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各铸钱局获得了丰厚的"铸息"。不仅如此,各铸钱局利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的高昂,通过出售铜钱或搭放兵饷等途径,最大限度地扩大"铸息"。"铜息"是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垄断经营的直接利润,"铸息"是铜矿垄断经营的间接利润,是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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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

吴小珍

2012, 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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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两湖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但湘南大部却因为田土开发殆尽而出现了人口过剩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地方的传统农业经济和造成了民食之困,湘南因此成为两湖最早引种玉米、甘薯等高产旱地粮食作物的地区,但这种人地紧张关系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该地区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清中期以后,上述两种作物的广泛种植,使湘南的民食之困得到有效缓解,人口亦出现了高速增长,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再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受人口压力所迫而以"使用劳力"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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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

贾宁

2012, 0(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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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宁为政治中心的青海地区,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进程,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形成清晰的行政区域。雍正朝在当时中央专管蒙藏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下特设西宁办事大臣,施政于人文环境高度多元的青海社会。蒙古专有的盟旗制,安多藏族特有的土司制,汉回各族在中原管理模式下的府县制,成为青海多元管理机制中最主要的三大体系,是近现代青海行政格局的历史基础。没有西宁办事大臣在青海的使命,就没有现代的青海行政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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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

曹雯

2012, 0(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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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广州涉外贸易。关于这项贸易,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同时,杜绝关税不能按期完纳的情况发生;中国行商为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努力化解可能导致他们破产的各种危机;从这项贸易里获得巨大收益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人,则尽可能消除一切增加他们贸易成本的规章制度,笔者称之为"行商制度"。另外,本文还指出,商欠其实分恶性和良性两种,恶性商欠的爆发往往导致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口岸管理政策会越加严密,但良性商欠作为一种中外商人间的融资行为普遍存在于广州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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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

颜色

2012, 0(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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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主导下的鸦片贸易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而英国商人及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1907年英国却主动向清政府提议并达成了减少印度鸦片出口直至最终禁绝的《禁烟条件》。本文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情况,认为英国国内产业升级带动对外贸易的转型,其国内新兴工业资本家力图扩大对华工业品输出,是导致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这不是绅士的慈悲,而是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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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愚无知”: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

毛立平

2012, 0(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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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县官对女性当事人的裁决和妇女对县官的回应及互动两个角度,探讨了清代嘉道时期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意识。揭示出尽管县官在裁决中往往对妇女予以"优待",其实质是妇女本身不被视作完全的法律行为责任人,法律权利和地位极其有限,仍体现为男性的附属物。县官在审理女性案件时,其重心往往不在于司法公正,而在于整饬人伦风化。但另一方面,多数下层妇女对于自身的法律地位十分明了,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她们利用供词和诉状等形式积极地与县官沟通,并巧妙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博得同情、逃脱惩处,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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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人法”入“顺治律”考——兼谈“逃人法”的应用

胡祥雨

2012, 0(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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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

吕颖

2012, 0(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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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建构——以清代《江夏县志》与民间文献《灵泉志》的对比为中心

张小也

2012, 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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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化的转向(1583—1795年)·导言》

黄培, 董建中

2012, 0(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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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

罗威廉

2012, 0(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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