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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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皇帝的网络与赞助

白雅诗, 董建中

2014, 0(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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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的是在康熙皇帝赞助西学之下，耶稣会士医学和耶稣会士医学活动是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医疗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宫廷中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习医学的传教士，成了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的穿针引线者。他们通过侍奉康熙皇帝的医学活动，可以接触皇帝甚至是与其周围人有着亲近机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满汉文医学奏折，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士医学在康熙宫廷的传播与实践。这些文献的私人和机密性质以及它们反映的部分宫廷政策，显示出医学是如何成为受到康熙皇帝系统赞助的西学的一个领域的。本文还鉴别出一些属于皇帝权力和特权的广泛网络的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当康熙皇帝对于一些股肱文武官员及皇室成员的健康问题表现出个人的关切，有时甚至是分发耶稣会士医药给他们时，这种权力和特权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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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研究

何新华

2014, 0(1):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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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葡萄牙为了使清廷解禁对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派遣使团向清廷进献狮子。当时的中国文人、官员对葡萄牙献狮事件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并将葡萄牙献狮的意义提高到政治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葡人献狮事件逐渐模糊起来，清代文人们开始以一种传统的文化想象来重新建构这一事件。在
以后的清代文献记载中，献狮这一历史事件竟然变成传说、轶事而失其真，以致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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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沟土石堆考

李花子

2014, 0(1):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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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古文献资料和古地图资料，再结合笔者实地踏查的经验，考察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筑设的堆标的遗迹，确认黑石沟东南岸的土石堆沿长约23 公里，合54 韩里，黑石沟全长约24 公里，合 57 韩里。还确认黑石沟是一条干沟，没有水流入松花江，并不是松花江支流。本文阐明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说的土石堆 “沿长九十里”，不无参照康熙年间的许梁供辞而伪造的痕迹，目的是为了造成黑石沟与松花江上流相连的假象，因为这是土门、豆满二江说成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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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

王跃生

2014, 0(1):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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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民众为寻找新的谋生之地的自发性流迁行为非常活跃。政府对此实行了区别对待政策。在东北、台湾以控制民众进入为主导，但又非实施 “封禁”政策，如允许内地灾荒流民出关谋生。对那些以各种形式流入东北地界者给予其或入籍定居或宽限返乡的选择。对在台湾居住年久、有业可就者不仅可取得定居权，且允许将内地眷属搬迁过去。在南方山区，基本上采取允许棚民进入谋生的政策，当然出于治安等考虑要将其纳入保甲等管理体系中，居住年久者还可获得入籍等权益。对自发入川、出口外等地开垦的民众，清政府基本持放开政策。另外，湖北、湖南西部改土归流后的地区也允许民众按照入川方式进入谋生。清中期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地民众的谋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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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新探——以省志所载人口数字①为中心

张鑫敏

2014, 0(1): 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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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府州县志、《赋役全书》、人丁题本以及民数谷数奏折，本文分析了清代四川三部省志所载人口数字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以 “户”为核心的特点，并对文本中 “户”的不同术语作了解释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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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息斯民:雍正十年江南特大潮灾的政府应对

陈亚平

2014, 0(1):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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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江南沿海遭遇特大潮灾，对地区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危及清政府财赋中心区域的社会安定。清政府动员各级官员积极赈灾，在主持救灾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和利用了省区间粮食供求变化规律，适时调控粮食供给，以维持灾区粮价稳定，具有较强的应对灾害破坏、落实赈济措施的能力。这次灾赈中的政府表现说明，在 18 世纪前期，国家是灾后救济的主要力量，也只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才能实现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粮食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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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

杨培娜

2014, 0(1):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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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华南沿海地区为例，以澳甲和船甲的实施和推广为中心，考察了清朝沿海渔船编制管理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清朝海洋管理策略。康熙开海之后，商渔分离，渔民被视为关系濒海地区治安的最大要素，而为了实现对濒海地区那些具有很强流动性的人群的管治，清代官员在吸收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濒海渔户生计的特性，抓住其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船只，利用船只与陆地上固定联系地点，通过澳甲、船甲等方式加以稽查、编管，以陆控海，尽量将其在海上的活动限定在可预知的范围之内，实现宏观把握。此制度主要形成于濒海战事初定的康熙雍正年间，多源于福建的经验，而后随着官员职位迁转，他们的观念、办法又会得到延续、推广，当这些成案成为闽粤官员头脑中的一种治理经验的资源时，后代官员也会不断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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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山西民众“闹县”与县级政区调整——以临晋分县为例

程森

2014, 0(1): 1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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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雍正年间山西临晋、虞乡分县的原委、过程和结果。雍正年间蒲州地方特殊的政情、民情下发生了民众抗粮 “闹县”的事件，随之产生了分县提议的出台，分县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大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而非地方开发所致。其间临晋、虞乡县民又因分县迭次闹县，透露出地方社会多种矛盾的纠葛与交织，这包括学额分配、湖滩开发、劳役负担等方面，分县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地方历史长期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分县案例也表明，传统时代政区调整中国家政治力量的 “刚性”介入，会抹杀底层民众的声音。政治因素 “填充”地理空间的过程是强制和坚决的，而非平和、柔性的互动，尤其是在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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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口档案中的边疆村落社会——以察素齐为例

乌仁其其格

2014, 0(1): 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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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清末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梳理并分析了清末土默特左旗察素齐村蒙古族人口数量、规模、结构、婚育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家庭、基层管理队伍、语言及风俗等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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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时期清军北路的城池兴建

杨春君

2014, 0(1): 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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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

吕柏良

2014, 0(1): 1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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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张笑川

2014, 0(1):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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