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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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始末考

汤开建

2014, 0(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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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利用中西文献档案资料，对雍正元年禁教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全国的流动与分布、先驱逐到广州后又赶至澳门、广州男女八座天主教堂的源流、堂主、所属修会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考证的结果，对于认清雍正禁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的局势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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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外官大计 “考语” 与 “事实” 探析

常越男

2014, 0(2):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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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计 “考语”，是督抚对属官考核的综合评语，亦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 “考语”分为卓异官、平等官、应去官三类，具有概括性，而相关 “事实”则为官员细化的日常行政表现。清前中期政府重视大计 “考语”，为此多次进行调整，其注写方式渐趋简化，“八字考语”成为惯例。官员实政则体现于上官出具的 “事实”。“考语”的固定模式，对清代后期地方官年终密考、州县事实考核等规制皆产生较大影响。在清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大计官员的 “考语”、“事实”的格式和内容都有变化，从侧面折射出地方吏治的清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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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

何仟年

2014, 0(2):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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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传播越南主要通过包括使节在内的官派人员来完成，中越之间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并不发达。这一点与汉籍流播朝鲜的状况相近而与中日之间的书籍传播状态不同。原因是: 一、中越之间的定期朝贡制度带有贸易的性质，其便利性压制了普通商业贸易; 二、中越贸易中心在两广地区，离清代的书籍集散地长江中下游地区较远，这推高了书籍的成本。越南重印中国典籍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以包括使节购买在内的官买为主的书籍输入方式造成越南的汉籍数量相对较少，汉籍在越南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均衡，朝廷或王族获得的汉籍最多，使节其次，普通士人获得汉籍相当困难。这一情形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文学水平，促使阮氏朝廷屡次颁布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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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独子兼祧” 研究

郑小悠

2014, 0(2):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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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子兼祧”是中国传统宗祧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在清代，“兼祧”作为一种民间立嗣方式，最终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经过了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复杂过程。本文旨在运用判牍文书等原始史料，以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讨论 “独子兼祧”与其前身 “独子出继”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国家法律的跟进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清代立法、司法与社会生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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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

李贵连, 刘鄂

2014, 0(2):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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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 “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 “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 “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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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

薛明

2014, 0(2): 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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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日史料中留存的相关数据，将 1700 年夏清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兄弟名下船只的赴日铜贸
易活动作模拟还原后可知，当时商人们将以生丝和白砂糖这两个主要出口货物换回的日本铜按照国内税关
的收购价售出，这个过程获得的利润要比张氏兄弟在奏折中向康熙帝宣称的 30% 要高得多，亦并非真如其
所言，办铜一项上所获利润在支出 “节省银”、高利贷利息等费用后，竟变得无利可图，而是在购铜成本，
即早在大宗收购生丝等赴日贸易品花费上就已隐瞒了相当的利润。可以说，在1700 年至1715 年内务府商人
承包办铜的十余年间，只要日本方面铜的供给量不发生大的下滑，那么铜这一商品将给这些 “皇商”们带
来长期稳定的高利润回报。但日本铜供给量不断下滑的事实，导致内务府商人在办铜后期积欠了大量的铜
额。在此情况下，即便铜贸易本身仍有利可图，但作为清廷而言已必须要重新考虑变换办铜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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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 期间日本对华赈济及其内在动因初探

王瓒玮

2014, 0(2):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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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876—1879 年间华北 “丁戊奇荒”为契机，外国赈灾力量开始介入中国救灾事务。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国内在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和笠野熊吉这四位著名实业家的呼吁与组织下，发起了对华赈济活动。明治天皇及皇后、政府要员、平民百姓均慷慨解囊，襄助善款。与此同时，竹添进一郎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就地赈施。本文在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力求再现此一活动的概况，同时，与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活动进行比较，将其置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救灾事业兴起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动因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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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 从内在角度的考察

朱荫贵

2014, 0(2):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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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力东渐，引发了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由民间力量推动，加上外来压力迫使官方进行变革，官民两方的合力，成为从内部推动晚清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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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

侯中军

2014, 0(2):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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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举债归还日本所勒索的战争赔款。列强通过争夺贷款权，掀起了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高潮。然而，取得如此重大利益的各国在议论庚子赔款偿付方式时，最终采取了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对清政府而言，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列强能同意中国分期偿还，不意味着其否定甲午战后的政治贷款，而只是一种为了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从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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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驻防旗人的生活与认同———以福州洋屿赖氏为中心

罗桂林, 王敏

2014, 0(2):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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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之运作与旗人认同之变迁，是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使用民间历史文
献，也较少从普通旗人的角度 “自下而上”地思考此类重大问题。本文以一份普通的驻防汉军家谱———
《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和其他相关文献为主要资料，较完整地呈现了清代驻防汉军的生活与认同之变
迁。赖氏家族自康熙间驻防福州以来，经历了雍正间分防三江口，乾隆间部分 “奉命出旗”，清末出现家族
整体转型的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汉军旗人从清初驻防地方，到清中叶面临 “出旗”压力和生计困境，再到
清末建构家族组织和实现地方化的转变。福州赖氏由 “旗人”到 “族人”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
汉军乃至部分满洲旗人的共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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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广西瑶人分布的 “山地化” ( 1820—1912 年)

胡列箭

2014, 0(2): 1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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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被称为山地民族的瑶人，明清时期不仅居于山地，而且居于平地。及至光绪年间，广西瑶
人才集中分布在各地的偏远山区。从瑶人分布逐渐 “山地化”的过程可知，瑶人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山地居
民，只是在平地瑶人成为官府的编民后，山地瑶人由于地理阻隔而被 “剩下”。因此，瑶人的山地分布不是
因为平地瑶人举族迁居山地，而是因为官府的同化措施对平地瑶人与山地瑶人的影响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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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钱小考与《红楼梦》所涉地点辨析

邵义

2014, 0(2): 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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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忆王思治的清史研究

刘凤云

2014, 0(2):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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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老师和清史传记

潘振平

2014, 0(2):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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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论衡: 解悟马汝珩教授的学术遗产

张世明

2014, 0(2):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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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先生与义和团研究

颜军

2014, 0(2):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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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著名历史学家祁龙威

沈秋农

2014, 0(2):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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