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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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书写清史

罗威廉

2015, 0(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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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这在清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该书标题正好反映了自该书出版之前十年左右以来美国的清史研究所发生的巨变，即从主要强调中国——西方的互动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变迁。这一标题甚至很好地反映了美国清史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一长时期内的转变。整个转变过程具有如下特征: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也许最好概括这一转变的是，逐渐倾向于使用更为中性的地区名称“东亚”，而不是用很明显具有西方中心观念的“远东”)；从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令人费解、充满异域情调甚至稀奇古怪到对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产生移情，认为他们在生活本质上与美国人是相似的；从基于新教改革、经济或者政治改革的目的工具性地看待清史，或是把其当作一个“停滞”的负面典型来评估以反映西方的“进步”，到认知并理解中国社会自身具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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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岸本美绪

2015, 0(2): 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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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象。这大概是因为，战后日本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动态及其在发展阶段中的地位。当然，从这点来看，不拘泥于政治性的断代，而按照社会经济上大的变动来划分时代意义更为深远。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论著范围未必局限于清代，而是上至“明末清初”，下至近代。本文将就日本学者如何在这些研究中致力于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诸问题试作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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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热点的转换: 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

刘凤云

2015, 0(2): 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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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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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

金成修

2015, 0(2):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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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灭之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韩国社会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风波激荡时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韩国社会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水准的研究机构，经过50-60年代的过渡期，慢慢出现了包括大学、研究会等的国立或民立研究机构，这在清史研究方面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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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生态史: 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

夏明方

2015, 0(2): 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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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系统回顾有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之发掘、整理和数据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角度，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工作对推进中国灾害史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分析其内在局限与诸多不足，进而以清代为例，提出有关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的最新构想，以为打造一个服务于国内外中国灾害史研究者的可持续扩展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而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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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朱浒

2015, 0(2):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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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赈”一词最晚在16世纪己经产生。在其后数百年中，该词的流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践内容，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起初，该词主要被作为捐赈活动的一个褒称，使用频率十分有限。到19世纪前半期，该词开始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地方性赈灾活动，其名声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词又成为新兴民间赈灾活动的专名，并风行于海内外。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而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充分理解这一进程，也可以为考察中国民间赈灾事业的演变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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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民的地方实践——国家视角下的清代广东备荒仓储

马幸子

2015, 0(2): 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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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储备荒历来为国家养民要政，地方备荒仓储实践深受中央政府仓储政策的影响。本文选择从国家视角出发，在对清代广东备荒仓储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仓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与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过于重视地方而忽视国家的研究路径进行一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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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胡恒

2015, 0(2): 1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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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 “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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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船商人”: 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

王来特

2015, 0(2): 13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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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船商人”是近世时期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最前线的人群，亦是处在清朝对日贸易体系最基层的群体，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特别是他们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和处境迄今鲜有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本文通过日本史料所存清朝官方颁发的出海许可证书、日本长崎有关唐船的进出港档案，以及唐通事教科书等文献，考察在清朝出海管理体制下赴日商人的地位，同时揭示他们在中日双方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的处境，进而尝试对这一群体的历史形象重新进行修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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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隆起事再探

杨珍

2015, 0(2):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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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的杨起隆起事，是清朝入关后首次发生在京城的八旗汉人奴仆起义。顺治至康熙前期，清廷实施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等暴政，加剧了满汉矛盾以及八旗旗员与汉人奴仆之间的利益冲突。此次起事是积蕴三十年的上述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一次总爆发。促成其发生的直接因素，则是平西王吴三桂反清的消息传至京师。这次很快遭到清廷镇压的起事，以其形式独特而为人们所关注。本文拟对杨起隆起事与“红帽子贼”的关系、杨起隆起事参与者的分布、起事之谋划与告发者以及史源等问题再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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