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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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晚近中国传统文化(1400—1900)

艾尔曼、曹新宇、张安琪

2015, 0(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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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化,认为明清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政治交汇点,它支持了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文章进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和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被现代教育所取代的历史复杂性。科举的终结,更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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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两朝的文治变化及其学术效应

罗检秋

2015, 0(1):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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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汉学盛行,经史考证风靡士林,但两朝学术差异也值得注意。嘉庆初年以后,宋学渐趋复兴,经世致用传统重新彰显,汉宋调和渐成主流。这些变化与乾嘉两朝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就此考察,以期进一步认识清中期的学术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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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

高万桑、张安琪

2015, 0(1):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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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苏州道士施道渊(1617—1678)的有关文献记载颇丰,为研究正统道教与当地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道教神祠与“灵媒”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例证。本文梳理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之后,介绍了施道渊的有关文献,特别是他如何应对地方信仰,尤其是“五通”崇拜的有关史料。施道渊常应苏州当地士绅之邀,主持禳灾祛邪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役使经典道教雷法传统上的各类“武神”,同时还将地方神明纳入其神役体系。因此,像“五通”这类具有“正邪”两面性的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被“驯服”,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有的田野调查显示,尽管“五通”仍然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但是整体上已被纳入了主流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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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的重要货品

郭卫东

2015, 0(1):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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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木从古至今都是珍稀昂贵的木材,属于古老的国际贸易货品。地理大发现后,商品的全球化流通时代莅临,檀香是肇其发端的重要货品。16世纪末开始,檀香木的国际贸易渐渐改由西人主要经营,先是葡萄牙人,继为荷兰人、英国人,然后是美国人,大批量运送世界各地的檀香木来到中国。清代中期以后,破坏性的砍伐导致盛极一时的檀香木贸易渐次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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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中期语言与世界语言学史

柳若梅

2015, 0(1):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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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入华推动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伴随着欧洲学术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欧洲的视野,清代语言在这一时期为欧洲语言学家所关注。清朝前中期的语言经由欧洲入华传教士和俄国入华商人带给欧洲学人,在世界语言学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将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引入俄国之后,彼得堡科学院为欧洲的学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彼得堡也一度成为欧洲科学和文化成就的试验田,清朝前中期语言正是在这块试验田中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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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又衰”的圆明园——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中心

孙成旭

2015, 0(1):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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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主，探讨朝鲜士人圆明园印象的演变，同时分析圆明园由盛至衰的过程对朝鲜的影响。乾隆四十七年之前，朝鲜使臣未能亲眼目睹圆明园辉煌的一面，仅凭自己所持有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儒家的观念，将圆明园视为“阿房”一样的皇帝娱游之地。而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他们参加圆明园的礼仪活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感受到了当时的乾隆盛世，此前“游戏之所”的印象被打破，并从圆明园中看到了“太平文物之盛”。但到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毁，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已呈现出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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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堂与恶政:清代江浙地区的命案相验问题及其应对

黄鸿山

2015, 0(1): 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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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命案相验这一司法程序,清代江浙地区形成一系列经费摊派和敲诈勒索现象,给地方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和极大困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府曾采取应对措施,但由于相验问题背后有着法制、财政和吏治方面的多重原因,官府始终难以解决问题。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地方社会只得被迫行动起来,设立善堂,代办相关事宜和代筹相验经费,努力降低相验问题的不良影响,取得一定成效。这是清代施棺代葬类善堂格外兴盛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过程的观察中,亦可对近代法律改革历程及清代富人慈善捐助的复杂动机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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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年问题再检讨——以多份朱卷所记不同生年为中心

鲁小俊

2015, 0(1): 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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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清代朱卷集成》中有多份朱卷且所记生年不同的154人,并参考《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清代的官年歧异现象,以减岁为主导趋向,追求“年轻化”;会试朱卷中的生年,较多地成为做官后年龄的“定本”;也有曾以官年应试,后以实年做官者,但这只是少数人;官年与实年的岁差,多在数岁乃至十数岁,其中三四年、五六年,最为常见,七八年、九十年,也不在少数;同一人的多份朱卷,所记出生年份越早者越接近于实年。我们也可由此确定著录生年的一个原则:在没有其他传记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宜以所记出生年份最早之朱卷为依据,简称“早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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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侯冲

2015, 0(1): 102-10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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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新研》是李世瑜1956年针对郑振铎宝卷研究观点而撰写的论文,与他对宝卷研究的其他系列成果一样,引领了特定历史时期宝卷研究的方向。但是,李世瑜宝卷研究的系列观点,诸如罗祖《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无生”、“无为”、“无为居士”等概念是判断宝卷属性的标准,都因为罗祖《五部六册》所引宝卷《香山卷》、《目连卷》、《金刚宝卷》和《圆觉卷》的存世而不能成立。在民间宗教研究视角、文学研究视角无助于宝卷研究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将宝卷与变文、科仪等仪式文本一样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研究,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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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经卷的年代及真伪问题——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

王见川

2015, 0(1):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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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明清民间宗教的研究领域公开出版了大量的经卷与官方档案,如早稻田大学的泽田瑞穗藏品与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收藏的林汉章藏品的公开,使得学者研究利用民间宗教文献的情况大为改观。但民间宗教经卷的断代、真伪问题,研究难度很大。作者以两种重要的民间宗教经卷《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说明利用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之前,需要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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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成化禁书”与白莲教的关系——兼答王见川教授问题

曹新宇

2015, 0(1):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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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笔者首次公布了1475年明“成化禁书”目录上的4种经卷,该目录的“禁书”是明代中央颁行全国的“妖书”名单,对研究明代早期的教派运动非常重要。王见川教授以该书单上另一种经卷《三煞截鬼经》的几种现存版本为例,说明民间抄本之篡改、冒用,是常见的现象,并提出应慎重对待民间经卷的真伪及断代。本文梳理包括《三煞截鬼经》在内的现存“成化禁书”,进而指出:“成化禁书”的内部线索,加上传统的版本证据,才是判断其时代与真伪的更好标准。而新发现的“成化禁书”各抄本,与《三煞截鬼经》的最早抄本,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展现了这些经卷内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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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吐鲁番养济院

赵毅

2015, 0(1):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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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清朝统治者在建国初期就关注养济院的建设问题。顺治五年(1648)曾下谕:“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1因而各地方官府开始对旧有的养济院进行检查、修复,在没有养济院的地方新建了养济院。到康雍乾时,养济院建设达到了高潮。新疆养济院是乾隆后期开始设立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政府为了解决乌鲁木齐地区的孤贫问题,于“乌鲁木齐所属之迪化、宜禾、奇台、昌吉、阜康、玛纳斯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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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文职京员津贴考

韩基奭

2015, 0(1):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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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光绪九年,京官俸禄折发已历30年,要求增加收入的呼声高涨;而同光中兴局面日现,清政府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因此,户部奏请自光绪十年起给部分文职京员加发津贴。此事清代官书记载甚简,也未见直接津贴章程,研究也较少。1本文从户部、地方督抚的奏报,翰詹科道等官员争议的奏议中梳理出本次津贴的详情,并分析其与此时政治、财政的关系,以丰富清代俸禄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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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的“拳乱首祸”身份问题

赵亦彭

2015, 0(1): 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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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义和团运动被清廷与列强联手镇压。倒在血泊中的除了成千上万的拳民之外,还有很多忠于或声称忠于清廷的王公大臣,这些人被列强冠以“拳乱首祸”的罪名,“惩凶”也就成为辛丑议和的主要议题之一。清人笔记谈到庚子殉难诸大臣时,有“一亲王,三总督,一巡抚,两将军,一大学士,六尚书,卿贰以下亡算”1的说法。然而这些生前身后被冠以“首祸”罪名的人,是否都是“罪有应得”之人呢?身列“三总督”之一的李秉衡,其首祸罪名就十分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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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而奋斗一生的学者王思治先生

朱诚如

2015, 0(1):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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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王思治先生仙逝两年多了,但是在我眼前定格的先生形象,仍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他逝世前不久,他以瘦弱的身躯,拄着拐杖,出现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会场,尽管他已经很虚弱,声音已经嘶哑,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感人举止和形象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是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国家意识,支撑他最后的谢幕。这就是一个学者,一个书生的本色。如果说有伟人的形象,王思治先生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一个当代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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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知的思治教授

郭松义

2015, 0(1):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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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思治教授驾鹤西去已快三年了,但我总觉得分隔不远。特别是每当想起时,他的那张朴实淳厚面容和沙哑夹有四川官话的嗓音,立马会浮现在我的脑际。回忆我与思治教授相识,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进而相交,算来已快40来年。虽然双方每年见面次数不多,有时只通个电话,之所以能保持不断,且能一见便聊,可放松无顾忌地聊,除了两人的工作和活动圈子相近,更与他热情痛快、宽厚待人的品格有很大关系,其中给我铭感最深的有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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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忆王思治教授

瞿林东

2015, 0(1): 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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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热忱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其人品和学品,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思治教授长我八岁,他对于我来说,界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我们是朋友,且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我们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在思想感情上,我是把思治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看待的。我和思治先生相识和交往三十多年,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我的这篇短文,是想着重讲讲思治先生对我的热忱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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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纪念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赫治清

2015, 0(1):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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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今年,是著名清史学家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思治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仰的史学家之一。虽然他比我年长10岁,但由于我们同出徐中舒、蒙文通、缪钺教授师门,30多年来,我一直亲切地叫他大师兄。其实,不仅我这样叫他,和他年龄相近的刘永成、周远廉先生等,都叫他大师兄。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年长,更多的是他为人正派、和蔼可亲的高尚品德、学术风范,突出的学术成就,他在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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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王俊义

2015, 0(1):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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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王思治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是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他85诞辰暨“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地应邀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清史研究所更是我今生今世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自然有深厚的感情,而思治先生则是与我相识、相交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在与他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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