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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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

余开亮

2014, 0(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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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清代粮价报告制度及粮价数据可靠性的研究,无论是定性的制度描述,还是定量的数据分析,只利用粮价奏折和粮价单等中央档案进行研究,资料利用上的单一性使正确理解粮价数据的真实含义以及全面评价粮价数据可靠性无法继续深入。本文首先从宫中档、内阁大库档等清代档案资料中梳理了清代粮价细册制度的建立过程及其执行中的细节问题。然后结合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的粮价资料,通过将粮价细册中的粮价数据和粮价单中的粮价数据进行比对的方法,梳理了地方官员编制粮价清单所采取的方法,理清了府县两个层级粮价数据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粮价单数据的真实含义,将有助于合理地评价粮价数据可靠性以及进行粮价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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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

任玉雪、武洋

2014, 0(4):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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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区域市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体系,被称为市钱。清朝存在一个以小数钱(东钱)为市钱的经济区,以奉天省为中心,辐射到与直隶、内蒙古、吉林等相邻省份的交界地区。本文以小数钱为例,论述了奉天地区市钱的出现及其演变过程,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乾隆以降小数钱与制钱和银两的比价。笔者推测支撑市钱货币体系活力的是各种店铺发行的纸币,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纸币按照市钱的货币制度流通,形成一个庞大的纸币市场,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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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

齐光

2014, 0(4):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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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年间摹绘《皇清职贡图》绘卷,在理清其现存版本及绘制过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满汉文图说,阐明该图绘卷中对各“民族”、“国家”的具体表述及当时的清朝与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并以此探讨清朝是怎样统合国内各“民族”、各“集团”,怎样认识和对待其他“国家”,自身又是怎样的一个“政权”或“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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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尤淑君

2014, 0(4):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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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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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政府与区域性经济危机的应对——以东盛和倒闭案为中心的研究

张世慧

2014, 0(4):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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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1月6日,营口叶亮卿开办的东盛和等五联号突然倒闭,波及整个营口,造成严重的区域性经济危机。面对危机,清政府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几经协调、商讨,最终由户部银行筹款150万两进行救济,从而稳定了商业秩序。通过该案处理过程,能看出清政府在实际经济运作中开始发挥保护、救助经济的作用。但救济政策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蕴含着多方考虑及利益纠葛。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新式金融机构与督抚、地方关道等部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扮演着不同角色。新政时期的清王朝开始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型,政府职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得到扩展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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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苏皖水灾中的救济差异及皖北困境

袁飞

2014, 0(4):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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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皖北发生水灾,然而两省的救济却受到了“厚此薄彼”的对待,正当苏北的救济热火朝天之时,皖北救济却是举步维艰。从苏皖两省的政治地位、财政重要性、区位差异、战争影响等方面分析“厚此薄彼”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为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一些趋利避害的经验和教训。最后,皖省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自我救济之路,不但较为成功地对皖北进行了救济,还在无意间突破了传统的荒政体制,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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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前后汉字汉文在日本之状况

曹雯

2014, 0(4): 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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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最初由欧洲发起并逐渐向欧洲以外地域推广的现代化运动开始波及东亚。与中国不同,在经历了最初的徘徊之后,日本转而坚定走上欧洲现代化历程。这一努力方向使得日本很快便面临如下问题:用怎样的语言对民众实施教育。而近代日本语言的改良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自己语言中的汉文抑或汉文字这一问题。于此,民间舆论开始分化:是全部废除汉文字,还是对汉文字的数量进行适当删减。通过本文的观察可知,在近代教育尚未完全展开的19世纪60年代末,主张以假名文字或洋文字为国字的激进改良者的提案并不能得到政府抑或民间的回应,即便如福泽渝吉般的温和改良者所提出的倡议也不能有效激起社会的反响。日本文字的改良尚有待于具有初步近代西方意识的知识者的成批涌现,他们将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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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

秦方

2014, 0(4): 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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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女界”可由两条线索进行展开:一方面,对女界的界定可视为自晚清出现的新女性运用自己的文字、出版和言论资源优势,主动地以否定“男界”(此时期另一新名词)之形式,建构起一个以单一生理性别为基础、具有普遍姊妹情谊的理想世界,试图在传统中国女性以家庭角色为身份认同方式之外另立选择。另一方面,“女界”的形成亦受到晚清以来自西方引介入中国的“群治”思想影响。在这一框架中,国家民族被想象为由不同“群”或者“界”——如政界、军界、商界、绅界或者学界等——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女界试图以“界”的身份,与上述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来。但是,这一美愿却又遭到诸如妓界之挑战。女界不顾前之所言的那种普遍姊妹情谊,坚决与妓界划清界限,强调二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质之别。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之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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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获悉土耳其素丹称号时间考辨

钟焓

2014, 0(4): 100-1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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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7—18世纪的欧亚大陆现在已被学界从世界史的角度总结为一个陆基帝国蜂起并立以竞相继承早先蒙古帝国遗产的大时代。1在这一基本历史背景下,分别立国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清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彼此对于对方拥有何种程度知识上的了解,自然成了一个极富学术旨趣的话题。试从该时期的清朝一方来观察,由于与奥斯曼帝国相距绝远,没有建立直接的外交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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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古岱案补释

陈永祥

2014, 0(4):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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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史料的匮乏和清朝文献的隐讳,从金国建立到清朝入关前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天命八年(1623)发生的乌尔古岱案,就是一桩迄今尚未完全弄清的扑朔迷离的疑案。乌尔古岱1是海西女真哈达部末代首领猛骨孛罗的长子,其家世背景十分显赫。万历中期,哈达部为建州女真灭亡,猛骨孛罗被杀,乌尔古岱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羁留于建州。金国建立后,乌尔古岱成为金国的一员战将,征战沙场,立下了战功,先后被授予副将、总兵官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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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及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机构档案及其管理——答韦庆远问

许宝蘅、许恪儒、马忠文

2014, 0(4): 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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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按语:本文是近代学者许宝蘅先生(字季湘,1875—1960)的未刊文稿。季湘先生出身世家,清末以举人充军机章京,熟悉清代掌故和档案文献;民国后又在北洋政府和故宫博物院任职。195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档案教学组年轻教师韦庆远,经叶恭绰先生介绍,拜访季湘先生,请教清季和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机构的档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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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

刘文华

2014, 0(4):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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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关清代奏折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深入,主要关注奏折的起源及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内容、特点、作用及评价1,但仍有未尽之义,比如奏折的进呈与传递,奏折的批阅,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通常所知的奏折处理程序并不能涵盖全部奏折的处理方式,京内奏折与外折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对京内奏折(内折)及其处理作一探讨,并由此引申分析,论述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的构成——即内折与外折的数量及比例,兼及军机处在奏折处理中的位置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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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清史研究述评

余新忠、陈思言

2014, 0(4): 1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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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向来是一个在学术创新方面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2013年初,刘凤云以《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为题颇为精准地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这一特色。她从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新史学”大旗下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日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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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清史论文索引

王绪芬

2014, 0(4): 1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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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政治、制度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李细珠史学月刊2013:2/中国近代史2013:6近代早期出洋中国士人的西方认知及其思想世界的转型:以王韬《漫游随录》为线索邵建史林2013:6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郭书愚南京大学学报(哲社)2013:2/中国近代史2013:7清末十年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崔志海社会科学辑刊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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