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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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端文皇后之母科尔沁大妃的收继婚及其意义初探

楠木贤道

2016, 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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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左翼中旗首领索诺木收继祖父莽古斯之妻科尔沁大妃时，莽古斯与大妃育有一女，此后为后金汗且系两黄旗领主皇太极的中宫大福晋。索诺木收继大妃后，至少生一男二女。１６３３年大妃等赴沈阳探亲时，皇太极之异母弟正白旗领主多铎请求娶大妃之女? 皇太极与众贝勒商议后，准多铎所请，故１６３４年多铎娶之。１６３５年多铎之同母兄镶白旗领主多尔衮亦娶大妃另一女。以这两次联姻，多尔衮、多铎跟皇太极一样成为大妃之婿，据此这三位领主互相确认结为一个派系，而且这种关系已为众贝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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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

刘文鹏

2016, 0(1):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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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案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但实际上彭家屏之所以被杀，有着深刻的党争背景他。是李卫的亲信，在与鄂尔泰的派系斗争中充当急先锋，他的升迁、被重用，到失宠、被杀，与当时的党争形势，特别是鄂派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乾隆帝在背后做推手，这反映出乾隆帝本人驾驭党争手段的变化。本文通过使用大量未刊档案，揭示了彭家屏为官经历，以及他与乾隆帝、鄂派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文字狱或许只是专制帝王整肃派系、消除党争残余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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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王学深

2016, 0(1):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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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 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漂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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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郭文忠

2016, 0(1):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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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 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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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土耳其”号来华贸易考辨

王睿

2016, 0(1):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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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赴粤的“大土耳其”号，是继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的第三艘商船。“大土耳其”号来华并非预期的计划，而是在“中国皇后”号的激发以及英国钳制贸易的格局下，美国海商由好望角向印度及东南亚转向促成的贸易事件。本文挖掘中外文档案文献，考察了“大土耳其”号广州贸易情形，并对某些记述及历史遗留物进行了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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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哈哈珠子”考释兼论满文“haha juse”与“haha jui”的翻译

李文益

2016, 0(1): 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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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珠子”是满文 “haha juse”的音译，即 “haha jui”(男童) 的复数形式。他们由清代宫廷教育中的伴读发展而来。至迟在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 “haha juse”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由名词的复数形式变为一种特定称谓，专门指称由伴读出身的皇子侍读及侍卫。哈哈珠子在康熙时期权势最盛，成为清代皇权与王权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隐形力量，而后又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雍乾时期走向没落。至晚清已彻底沦为皇子的服侍人员，不复有昔日威权。清帝对哈哈珠子的控制体现了对皇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满文档案的撰写者已有意区别“haha juse”与“haha jui”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晚清时人已含混不清，今人在翻译档案时，又一概译为 “哈哈珠子”或“孩童”，更加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也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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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金时期的迁海

高志超

2016, 0(1):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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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为弱化来自明朝海上势力的威胁，采取了迁海措施，稳定了后金政权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为清王朝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开了清初迁海之滥觞。而皇太极时期在沿海地带的有限展界和军事布防，也为顺康两朝预先完成了对东北地区黄海沿岸的迁海，奠定了清前期东北行政区域与民族分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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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王刚

2016, 0(1):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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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后期起，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以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在俸饷、升迁等方面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实际地位相当低下，八旗水师设立后，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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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运与汉运: 顺治年间陕西的军粮筹措

陈雪

2016, 0(1): 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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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一朝，为了保障清军在陕、川、黔、滇的征讨与平定，陕西长期成为军饷筹措的主要源地。为了供应四川镇道及驻汉中之吴三桂、李国翰大军，大量军粮的征收与转运，成为秦饷筹集的重中之重，并因此形成了由巩昌陆运至略阳再水运至保宁的“川运”、以及自凤翔经连云栈道至汉中的“汉运”两条特殊的军粮转运路线。就具体的征集方式而言，二者均通过派运正赋与召买于民间两种途径来实现。此外，受战事的影响，清初陕西的田赋征收大都改折征本，以应对军队对本色粮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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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屯田数额与田土总数统计

毛亦可

2016, 0(1): 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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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朝《大清会典》和《清文献通考》等典章志书中的田土统计数据存在统计口径错误。乾隆以前历次官方统计数据中，仅康熙《大清会典》所载康熙二十四年数据较为准确，其中“田土总数”包括民田与当时已归并州县各卫所的屯田，“屯田数” 为当时尚未归并州县各卫所的屯田数。雍正、乾隆两朝《大清会典》和《清文献通考》中雍正二年、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一年的“田土总数”和“屯田数”各省统计口径不一，某些省份的两个数据均未计入已归并州县的屯田，另一些省份的两个数据则重复计算了屯田。利用各省省志中的数据修正统计口径问题，可知清代前期登记土地总数的增长速度比前人估计得更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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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梁启超宪法思想中的“人民程度”问题

赖骏楠

2016, 0(1): 1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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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在多数时间内对于中国国民是否具备立宪国家国民所应具备的智识和道德能力，都抱有怀疑。梁对“人民程度” 问题的看法，先后经历了亡日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发展。在后一个阶段，即从光绪三十三年至辛亥革命爆发，梁一方面积极主张迅速召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一方面则对“人民程度” 问题，拥有了一种更为现代、复杂和辩证的认识，尤其是对各种宪法制度本身对“人民程度” 问题能予以一定程度的消解或规避的认识。梁启超对“人民程度”问题的思索历程，体现出儒家传统中高度精英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该传统之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方式，在遭遇政治现代性时，所呈现出的复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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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文字改良舆论下明治政府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

曹雯

2016, 0(1):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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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80年代，在日本，西学、汉学之争仍是焦点。当时有些人以为，欲兴近代教育，当废弃汉字；若废弃汉字，日本恐将与自己通过汉学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发生割裂。而在民间舆论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之前，于文字文体改良，日本政府虽做了些许尝试，但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并未做出改变。反映在小学教科书的编纂上就是，虽然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尽量不用汉字，代之以假名，但就小学阶段所应掌握的汉字数量而言，并未减少，只不过汉字学习被集中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一现象印证了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汉字汉文何去何从，仍保持着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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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日僧在华传教权的条约之争

颜丽媛

2016, 0(1): 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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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积极扩张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响力，日僧希望享有同西方传教士一样的传教权，向中国传输佛教。中国则对日僧在华传教权采取了谨慎强硬的态度，运用国际法，坚持认为根据条约规定，日僧不享有在华传教权。中日两国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到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之间就传教事，特别是日僧有无在华传教权的条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清帝退位(１９１２) 日本也没有取得在华传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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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 提要» 辨证

张循

2016, 0(1): 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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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名人书札» 辨伪

卿朝晖

2016, 0(1): 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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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折甲分催”考释

黄忠鑫

2016, 0(1): 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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