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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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 内廷行走” 看朝臣的“ 近侍化” 倾向

祁美琴

2016, 0(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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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行走” 是清代特有的官称，它的出现与朝臣的“近侍化” 密切相关。本文通过梳理“内廷行走” 人员的构成、来源、身份及其职事特点，认为这些行走内廷的重臣，在日值内廷、与谋国事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皇帝身边形成了“要职” 再聚合的办事机制。而朝政处理日趋“内廷化” 的结果，使决策越来越突出皇帝的个人意志，朝臣的身份本质上也在向皇帝的“ 近臣” 和“ 近侍” 转变。“ 内廷行走”官称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内廷官”、“内廷王公大臣”、“办事大臣” 等概念和术语一样，体现了清代皇权高度集中并在官僚体制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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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研究献疑三题

王荣湟

2016, 0(2):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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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是明末辽东前线一名重要的军事将领，在明清战争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三百多年来，围绕着毛文龙抗金（清）斗争的功过以及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是非曲直，学术界与民间一直争论不休。本文选择“毛文龙是否阉党”、“毛文龙是否欺罔冒功”、“毛文龙是否虚兵冒饷” 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对毛文龙的功过作详细辨析，并分析这三个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影响历史事实判断的主客观相关因素，希望借此将毛文龙案的研究引向更深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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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杜家骥

2016, 0(2):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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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证，乾隆皇帝之生母，并非汉人“钱氏”，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生父是满人钮祜禄氏凌住。由于凌住及其上辈有汉人血分，因而此女的汉人血分也较多，她与雍亲王胤禛所生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有汉人血分，而且其汉人血分稍多于满人血分，并有少量蒙古血分，是满汉蒙混血。文章认为，留存于现今的雍正帝册封弘历生母为汉人“钱氏” 的谕旨资料，疑问颇多。之所以谕旨中出现“钱氏” 字样，实际情况当是，面承雍正帝册封嫔妃口谕的贝子允祹，因速记、简写受封者钮祜禄氏为“钮氏”，字迹潦草，交官吏撰拟谕旨草稿，形近而讹，误写为“钱氏”，草拟册文，也沿用“钱氏” 二字。在将册封文镌刻于“金册” 以赐予受封者时，才发现误写，主管此事的允祹难辞其咎，因而在册封嫔妃之事上因“误写妃姓” 而被惩罚。乾隆生母为汉人彭氏所生一事，也是清廷虽禁止满汉通婚而实际存在满汉结姻的较重要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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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立嗣过继制度考察———以法律、宗族规则和惯习为中心

王跃生

2016, 0(2):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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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立嗣过继受到法律、宗族规训及谱例、民间惯习等制度的约束和引导。清朝法律强调立嗣过继应遵守昭穆秩序，但又有允许择爱等弹性规定。宗族组织的立嗣过继规训、谱例与法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甚至其正统性意识较官方政策更强。民间惯习中立嗣过继的循序原则一定程度上被软化了，以便使这一行为更符合立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立嗣过继个案显示，民众的立嗣过继行为并非不折不扣地遵循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立嗣过继中的违规做法也非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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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债务命案研究

林展；陈志武；彭凯翔

2016, 0(2):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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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１７６６至１７７５年、１８３６至１８４５年这２０年间１２１６３件刑科题本债务命案，考察以命案结束的借贷交易在契约订立和执行方面的特征，发现在契约订立方面，这些借贷交易以口头约定为主，大部分借贷的借款额小，零利率多，很少有抵押或担保，借期短且常常不明确；而在契约执行方面，则以贷方自己执行债权为主，保人参与调解或通过诉讼解决的交易很少。这些借贷交易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特征，通过列举若干案例，发现这一特征是引发命案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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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吕颖

2016, 0(2):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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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１７７３年通过敕书 “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１７８３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１８１４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１８４２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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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

戴海斌

2016, 0(2): 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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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直至钦命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回京，在这二十余日里，北京城实际上处于 “无主之国” 的极端状态，当时留守大小诸臣各自为群，为恢复秩序、打开交涉之门， “各树标帜”，各有使力方向。本文聚焦于非常时期的京官群体，考察其政治活动、对外交往的具体情状，以及面临空前国难时的心态，并尝试将 “庚申”、 “庚子” 并置，审视两次 “国变”的异同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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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罗德之死” 的历史省思——兼论法国与清政府在“华洋会剿”中的关系

江天岳

2016, 0(2): 1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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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派其首任驻华分舰队司令卜罗德指挥镇压太平军的 “华洋会剿”。在１８６２年的南桥之役中，卜罗德中枪身亡，成为被太平军击毙的最高级别外国将领。本文详细考察了中外不同视角下的 “卜罗德之死” 及其死后各方的反应，指出各方高规格祭奠卜罗德系出于各自不同目的。清方希望换取法方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的继续合作，法方则将卜罗德视为拿破仑三世远东战略的执行者。分析卜罗德来华的具体作为和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可以深入揭示法国与清政府在 “华洋会剿” 中各自的利益考量和彼此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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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海关到江海新关（１６８５—１８５８）

周育民

2016, 0(2): 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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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陈晓东

2016, 0(2):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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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律例馆考述

李明

2016, 0(2):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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