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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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官修历史

多罗宁

2017, 0(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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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历史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财富，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的封建君主制国家里，它被当作特殊的国家制度确定下来。对官修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别关注，产生于晚清时期。一般认为，当时发展到顶峰的史馆修史制度，此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历史学科。而事实证明，在晚清时期，官方修史仍然起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代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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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内外皆轻” 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李细珠

2017, 0(2):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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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 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 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 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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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功牌制度考论

姚敏

2017, 0(2):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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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功牌是政府颁发给有功人员的一种奖励凭证。终清一代，功牌分为五等；嘉庆朝以前，功牌有普通的战功功牌与越众前驱、本旗前进、执纛、水战登舟等几项特殊功牌之分；嘉庆朝以降，功牌等第品级化，功牌种类已无普通与特殊之别。不同时期，清代功牌式样有所不同。清前期，功牌的授予对象为八旗有功官兵；清后期，功牌的授予已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清代功牌的颁赏权，经历了一个由中央下移到地方的转变。在官兵及家属抚恤、仕途升迁、差徭摊派、户籍变更等方面，清廷给予得有功牌人员诸多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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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张振国

2017, 0(2):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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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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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

李大海

2017, 0(2):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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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州制问题，可从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角度分别加以探讨。清廷通过取消隶府而领县的属州，实现了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的简化。《明史·职官志》“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的记载，藉州政之别反映了以两类知州为代表的官僚在权力运作上的内涵与空间差异。本文依靠雍正时期针对属州进行大规模调整留下的文献记录，为揭示上述志文真相提供新的解说。笔者认为，“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指属州知州虽领有知县，但因尚隶于知府，故所掌州政主要面向本州亲领编户，从牧民之官的角度可视与知县相埒。而直隶州知州因径隶于布政使，故州政主要是对所领知县的巡查管辖，从牧官之官的角度当与知府相仿。这是志文详于府、县之政，却独略于州政的原因。《清史稿·职官志》所谓“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已与明代乃至清初州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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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华立

2017, 0(2): 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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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持续西向流动进入新疆的态势，籍隶陕甘的回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后新疆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面貌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不少相关研究中，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作者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得到大量有关实例，以此为基础具体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尽可能鲜活地展现了这个内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样貌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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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军台的帮台抗差研究

芦婷婷

2017, 0(2):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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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军台的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段，在服役人员上有正台和帮台之分。帮台又分察克达和哈布素尔噶两种。正台与帮台性质、待遇不同，承担的差役也不均衡。同治以后，帮台抗差成为一种常态。针对帮台抗差之弊，清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光绪时期，喀尔喀蒙古王公试图打破实行百余年之久的帮台体制，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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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改制” 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桂涛

2017, 0(2):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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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 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 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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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贸易中的法国商馆

解江红

2017, 0(2):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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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海外贸易竞争中不甘落后，借助政府支持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并在广州设置商行处理各种事务。法国商行的设立、发展及最后的关闭，与法国在国际上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及国内革命形势和贸易政策密切相关，它经历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命运，即起初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8世纪末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依据原始文献对这一时期来华法国船只的数量以及法国商馆的管理人员名单进行统计，力图清晰呈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法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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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话”东来：“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考析

邱志红

2017, 0(2):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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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英语在华传播过程中，“红毛番话”是较早记录英语单词或词组的小册子，最晚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在广东出现，成为在民间颇为流行的教授学习广东英语的教材或工具书，直至19世纪80年代还屡有翻印和再版。本文以新发现的“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通过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刻本的对比，梳理了它们的翻刻轨迹、流布年代以及读者群等内容，并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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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变迁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岳岚

2017, 0(2):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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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伊始，随着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人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兴起。在晚清一百多年中，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历史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经历了从严禁到合法的转变，西方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因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不断扩大，学习汉语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汉语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日益丰富，编写水平日渐提高。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呈现出了新特征。从原始文献入手，勾画这一历史阶段的汉语学习史，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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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庚子之乱中开平矿务局的危机应对

张爱东

2017, 0(2): 1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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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乱给开平煤矿带来的困境是开平矿权丧失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开平煤矿原有的资金短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同时开平产业面临被占领和被征收的危险。出卖矿权，是开平矿务局应对危机以自保的手段，为开平矿务局主动为之，并非外人“骗占”。作价也可称合理。但问题在于，按照清朝法律制度，张翼根本无权卖矿。随后中英之间有关矿权的漫长纷争，究其根本，是因中英法律制度的差异所造成。根据《卖约》和《移交约》，英商取得对开平煤矿完全的执有和经营权。张翼坚持的《副约》没有得到执行，以中外合办之名，英商实现了对开平煤矿的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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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及其意义

吴元丰

2017, 0(2):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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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毅使团是清朝建立后琉球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高级别的使团，担负琉球国与清朝建立交往关系的使命，意义非凡，十分重要。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档案及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辑室编辑出版的《历代宝案》等史料，仅就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的背景、经过及其意义进行论述，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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