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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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杨念群

2017, 0(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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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科举制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八股取士之类的考试制度,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激烈批评和妖魔化处理。其实,科举制的内涵极为丰富,在官僚选拔、人才流动、分层配置、地方公义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也绝不是仅仅通过八股文来测试考生对古典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是还通过“策问”等形式考察士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人才流动及其合理配置机制遭到摧毁,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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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平议》版本通考:以俞樾手稿本残卷为重点论述

孟巍隆

2017, 0(1):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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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分别收藏了俞樾《群经平议》的稿本残卷,都是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罕见版本。二单位所藏稿本内容不重复,可以互补,加起来约相当于《群经平议》三分之二。稿本与通行刻本内容大同小异,然而其中不同之处,对于校勘、整理与阅读《群经平议》则大有裨益。本文在梳理探讨各版本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从而揭示此两个手稿本具有很高校勘与文献价值,能够纠正通行刻本《群经平议》的若干文本错误,进而有助于理清俞樾的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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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平定诏》颁布之后——耿精忠与尚之信

细谷良夫，张永江

2017, 0(1):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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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挖掘利用海外日本、朝鲜流传和国内的罕见史料,揭示了康熙帝颁布“三藩之乱”《平定诏》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隐秘史事,如叛乱者耿精忠实际是在《平定诏》颁布之后才被处死的,其延命实因朝中索额图等人的关照;史料传闻尚可喜实际支持了尚之信行动;康熙帝将参与清查尚之信的诸多官员处以杀头重罪实为销毁有关证据等等。该研究对有关“三藩之乱”研究既有结论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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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

赵虎

2017, 0(1):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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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是清末新政开始后,朝廷为领导新政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因其职能屡随时局变动,故历来对政务处重要与否说法不一。辛丑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使得政务处在本职而外又代行其他机构的相关职能,因而重要性凸显。本文在广泛收集史料和考订史实的基础上,呈现政务处在设立初期“近真”的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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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韩祥

2017, 0(1):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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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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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

江晓成

2017, 0(1): 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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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债,又名官债,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在清代尤为严重,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虽自顺治朝即颁布法令严禁,但除了乾隆朝一度出台的收效甚微的预借养廉银政策外,有清一朝并无其他解决措施。清廷接二连三的禁令,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清代京债的年利率以100%以上为常态,利息高达本金数倍者亦不在少数。虽然研究者认为清代普通高利贷资本的利率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但京债的利率并未显著降低,这正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债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债务,不挪用公帑,则朘削民脂,更有带同债主赴任管事而伙同为奸者,由此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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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市场:乾嘉时期鄱阳湖区“曹杨讼案”研究

张朝阳，曹树基

2017, 0(1): 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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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鄱阳湖区民间文书,记录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与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两姓就两县交界处三片湖面的产权,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一直争讼到嘉庆四年(1799),从鄱阳湖一路打官司到北京城。通过对相关58件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发现:虽然原告方曹姓将自己描绘为受害者,但实际上对争议湖产不具有充分的产权依据,是利用各种借口来侵占杨姓湖产。这个案例表明,清代民事司法具有积极保护民人产权的一面:正是官方对民人产权的保护,才迫使强势的曹家承认弱势的杨姓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官方对这个纠纷的解决颇有创意:先根据证据判明是非,认定权益归属,然后引入市场机制,促使双方达成双赢的共识。这种法律与市场的双管齐下,比仅仅依法判定是非,更能抓住产权纠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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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男性之间的情欲研究

董笑寒

2017, 0(1): 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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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籍中对男性之间的同性情欲有诸多记载。由于时代与地区不同,其称谓也异常多样,从“龙阳”“断袖”到“男色”“男风”,不一而足。不同的称谓体现了一时一地之人对于同性情欲的不同理解与想象,进而形成正史、野史、笔记、小说等文本传世。清代内阁刑科题本中的相关档案则提供了研究男性之间情欲的另一种文本。在这类文本中,男性之间情欲的称谓则表述为“鸡奸”,而“鸡奸”的主体与客体就是男性之间情欲的载体。在对一千余件相关刑科题本档案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清代男性之间情欲表现为三个特点:阶段性、流动性与兼容性。这三个特点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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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辨及其他

何瑜

2017, 0(1): 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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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世闻名的圆明园鼎盛时期,有所谓“圆明五园”之说,即圆明园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这五个御园。其中,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的所在位置,学界无甚争议。熙春园经清代园林史专家张宝章、苗日新的考证,其位置在今清华大学范围,已成定论。唯有春熙院究竟在哪里争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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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父摄政王”新探

杨珍

2017, 0(1): 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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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指皇太极之妻、顺治帝生母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此说源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关于“太后下嫁”的学术探讨已逾八十载,至今未取得共识。如何理解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称号中“皇父”二字,是争议之焦点所在。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多尔衮的皇父封号及满洲风俗观之,孝庄下嫁摄政王一事殆非不可能。(1)世祖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与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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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的历史脉络

雷平

2017, 0(1):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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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所载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辨证》,该文指出四库馆臣在撰写《〈四书反身录〉提要》时,“明目张胆地篡改原文”,将李颙原著关于吕希哲(原明)坠水不动心故事中的“安坐轿上”改成了“安坐桥上”,“以达成矫诬之目的”,并批评有关研究者对四库馆臣的这一篡改“偶然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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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开拓性的清史力作——评《满洲认同“法典”与部落双重构建》

滕绍箴

2017, 0(1):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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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徐凯教授新作《满洲认同“法典”与部落双重构建——十六世纪以来满洲民族的历史嬗变》一书,是近些年来少见的一部开拓性的清史力作。该书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为基础研究蓝本,参照《皇朝通志·氏族略》、《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和《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等经典进行对比研究,突破了满学研究,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中诸多难解之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段历史资料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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