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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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族的“诸申”问题

杜家骥

2020, 0(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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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诸申作为被剥削者论述社会性质，似偏颇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广大旗人官员的主要担任者是诸申，而其面对皇帝又自称“奴才”，满文是 aha（阿哈），与包衣阿哈、户下家奴的阿哈，是同一个词。但诸申、包衣皆非贱民“奴隶”，为正身旗人。诸申的“奴才” 身份，只对皇帝、王公本主子家有低贱性，对他人并无意义，他们相当多的是处于社会高等阶层。八旗领主领有诸申的分封制，入关后在下五旗中延续实行。道光朝限制下五旗王公所领旗分佐领诸申（哈哴阿）的数量，并解除较高官员之家对王公主子的奴才身份，但至清末仍有三分之一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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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

蔡名哲

2020, 0(3): 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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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诰之宝在明清易代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皇太极君臣视该玺为秦玺，故其继统乃来自汉唐以来诸王朝。当得玺的消息传出，还出现该玺为掌教符印之说，并为清朝所接受。入关后清朝淡化该玺之重要性，并视之为元玺，乾隆皇帝更称大清得统在德不在玺，并毁坏该玺，但却在多年后又予重制，以免显得清初得统不正。当蒙古王公献上同名玉玺，皇帝面对蒙古仍打算利用之。从传国玺能见清朝正统论在不同阶层、时段、文化中的调整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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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断裂：清初的会推与专制皇权的强化

郑旦

2020, 0(3): 11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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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继承的明制包括了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然而此制在康熙年间逐渐没落。开列制与保举制的先后引入，使皇帝加强了对会推的控制，会推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但也产生了低效、徇私等弊，得人效果不佳。康熙朝官员参与会推的积极性较低，不愿承担保举责任。决策时，康熙帝常与大学士共议，并越来越多地行特简之权，但也因此造成了明珠等权臣借机结党营私。明清会推中皇权的强化，不仅是皇帝个人意愿的展现，更是政局现实与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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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琉球漂风难民物品处置考

李超

2020, 0(3): 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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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族称源自部落名称——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

赵志强

2020, 0(3):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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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满文原档》记载，可以肯定，manju（满洲）作为 jušen（女真）族所属部落之一，在清太祖时期已然存在。迨其兴起以后，“满洲”之名常被用作国号，指代金国。至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更改族称，以 manju（满洲）取代 jušen（女真）。满洲遂名闻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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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看清前期边疆管理中之青海地位

贾宁

2020, 0(3):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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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的现有研究，多专注于清朝、准噶尔和西藏三方面之关系。若把对青海的关注放置于对《熬茶档》的解读，则不难发现乾隆朝准噶尔三次熬茶程序在青海的进展，决定着进入礼佛目的地西藏的成功与失败。如果说乾隆朝的准噶尔熬茶促成了清代藩部体系的最终形成，西宁管理中心和青海接待要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熬茶档》详实的记载展示着青海在清代边疆事务中关联各路、统辖四方，又在地域、行政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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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

郝园林

2020, 0(3):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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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古城地图，“伊犁九城”的建置始末可以得到详细的考证。“伊犁九城”包括了满城、汉城、回城等不同类型城市，在选址、城市形制、城内建筑等方面，各城存在诸多共性，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满城建置的考察，可以将满城形制追溯到明代卫所城，这可在古城形制及内部建筑上得到印证。明清之际北疆城址形制的延续性，是由古城均由绿营兵建造这一事实直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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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进程探析

金鑫

2020, 0(3):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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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贡市关系之初，达斡尔氏族显贵即开始学说满语。康熙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通晓满语文成了达斡尔官员群体的必备技能。康熙中叶，在清廷满化政策推动下，满语文在黑龙江驻防八旗达斡尔军户中率先普及。受布特哈归隶黑龙江将军，继而被改组为呼伦贝尔、布特哈八旗影响，乾隆中叶满语普及到整个达斡尔族。晚清满语文在全国式微，但在达斡尔社会却依旧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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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黄韶海

2020, 0(3):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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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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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

尹子玉

2020, 0(3):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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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遣刑创设起，遣犯配所经不断调整，逐渐产生了外遣东北、西北与发往内地相结合的格局。嘉庆朝的遣犯改发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缓解管理压力的需求成为此时期改发遣犯的直接动力和主导因素，以新疆、内地为主要配所的新格局形成，东北作为外遣配所的功能大幅下降。此调整虽可维护东北秩序，却加重了新疆和内地的管理压力，也为发遣制度乃至清代流放体系的衰落埋下伏笔。这背后可能隐含着发遣制度瓶颈及其影响在嘉庆朝的扩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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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孙明

2020, 0(3): 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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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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