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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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清朝国家政体变革再思考

郭成康

2021, 0(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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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参选任与清末部院用人专门化问题

林浩彬

2021, 0(4):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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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丞参作为清末部院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清末官制改革寻求选官用人专门化的趋向。在此过程中，丞参的选任问题，经历了从起初由各部奏补改为由各部预保，军机处请旨简放，再到都察院、军机处谋求提升影响，最终由皇帝掌握对丞参选任决定权的过程。该问题涉及在官制改革的背景下，皇帝、军机处、都察院与各部之间用人权的重新划分与调适。其变动过程展现了清末官制改革专门化的取向、道路以及遇到的复杂问题，体现了从传统的部院职官选任体系转向近代专门化职官选任体系过程的曲折，并对清季以及民初的其他职官选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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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汉中八旗驻防考实

屈成

2021, 0(4): 11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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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为川陕关隘，顺康两朝分别在征定西南途中、平定三藩之后，两度在此驻防八旗。后因战事结束、粮饷转运艰难、旗民矛盾以及防止满人汉化等原因而裁撤。雍乾时期，出于解决八旗生计的需要，清廷再度议设汉中驻防。但此时清廷开疆拓土的重点转移至西北，汉中的政治地理区位重要性相对下降，汉中驻防计划最终搁浅。汉中八旗驻防的驻撤过程，说明乾隆朝以前八旗驻防制度仍处于调适阶段，也表明清廷八旗驻防的重点开始由内地转移至边疆，反映了清廷统一全国过程中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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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吐鲁番“土流并治”回众管理模式的形成

王启明

2021, 0(4): 1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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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等档案，首先考证出乾隆二十六年清廷设置小伯克的吐鲁番回迁威鲁堡回众及原莽噶里克属众分别于乾隆二十八年及三十二年迁居伊犁，此后吐鲁番盆地不再有所谓的“办事大臣一小伯克”回众管理体系，而扎萨克制则在吐鲁番盆地取得了空前的地位，成为当地“世袭土司”；其次考证出《清高宗实录》中“令原有之伯克管束”方案是对原始满文档案“令原有扎奇鲁克齐管理”的误编文本；最后指出乾隆年间清廷将原属扎萨克旗的吐鲁番西部四个苏目划归新设领队大臣直辖，实属清代新疆最早之“改土归流”举措，连同东部既有扎萨克郡王体制，使得清前期吐鲁番呈现出“土流并治”的回众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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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宣之际的边疆治理转型与“丹丕尔案”

张临希

2021, 0(4): 14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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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开垦蒙界，改蒙汉隔绝为分治，使州县向蒙旗扩张。但中央规划败于地方利益，清廷逐渐无力控制蒙旗私垦，导致以丹不尔为代表的台吉坐大，蒙、汉、州县抱团应付朝廷。清末新政意图将蒙地纳入国家赋税系统，放权给绥远城将军贻谷，以官商合办夺私垦兴官垦。将军、垦务局、地商联合，与台吉利益冲突。贻谷杀丹丕尔，更多汉官介入蒙地，对外藩蒙古管理由单一变多重。但此模式私肥垦务局，与新政初衷相悖，清廷以“误杀台吉”为由铲除贻谷系官员，收回权力。弱势国家力量不足，先借官商合办为跳板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再以体制内常规手段处理官商，实现边疆治理转型。由此，蒙旗人群结构改变，互容性增强，国家权力在蒙地绵密化，利于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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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人口的变化及其影响

刘小萌

2021, 0(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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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体制与东南少数民族

陈支平

2021, 0(4):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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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

常建华

2021, 0(4):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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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与前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

赵世瑜

2021, 0(4):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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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

毛立平

2021, 0(4):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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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号称“宫壶肃清”，主体时段少有后宫干政的记载。本文试图从制度、礼仪和空间三个维度，探讨清帝如何控制和打压皇后的权威，揭示“宫壶肃清”背后的运作逻辑。清代皇帝逐步切断皇后与宫外的一切联系，力图建立起一个封闭隔离的内廷世界，使皇后的权威难以延伸至宫廷以外，其地位与职责也从“母仪天下”逐步转变为只是后宫之主，甚至连后宫之事也无法全权做主，从而有效遏制了后权对外事的影响和对皇权的威胁，确立了宫廷内外皇帝独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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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国家性质的若干思考

杜家骥

2021, 0(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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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

强光美

2021, 0(4):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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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清史”学者将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视为清朝“内亚性”和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重要表征，这一观点存在偏颇之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逻辑和史实。首先，清朝合璧书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原明王朝政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并非内亚特有现象。其次，清朝统治者提倡合璧书写的主要动机，是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而非保持内亚性。再次，清朝统治者在政治文化认同上以中原正统自居，并利用多语合璧重建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实现了从满洲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蜕变，成为“历史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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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之变迁

张凌霄

2021, 0(4): 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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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降，军机处作为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在帝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满伴”是军机处档册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术语，但学界对满伴的人员构成和职能不甚清楚，亦不知满伴的由来。本文通过梳理大量军机处档案和其他满汉文文献，可以确定满伴即指满章京。在“满伴”术语出现和流行之前，军机处的官员使用了满老先生、满班等数个术语来指称满章京。乾隆朝中后期，军机处司员应是借鉴了汉文中关于“伴”的用法和满文中gaksi 一词，创造出了满伴这一混合性的术语。满伴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成熟，君主亦透过多种手段和资源来平衡满、汉章京。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满、汉章京渐行渐远，中枢机构的运转变得僵化，军机处的这种政治生态也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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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构建

章博

2021, 0(4):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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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制度源自西方，是责任内阁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季最初讨论和规划副署制度时，虽将其比附为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署名之制，但本意仍是西制。然而，经历了反复的辩驳及朝廷的权衡，至最终实施时，清廷却将副署与责任内阁相剥离，乘摄政王载沣履任监国之机，颁布了军机大臣署名之制。至于副署的目的与含义，却无明文解释。清季与民初的一系列政潮、政争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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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

李明

2021, 0(4): 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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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刑部重视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的任用，竭力希望多留用本部熟手，并且青睐科甲正途人员。吏部要求对官员铨选进行统一管理，而刑部主张扩大用人权限。嘉庆朝开始后，伴随刑部捐班人员拥挤等问题，司员的任用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变动，刑部最终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用人权。推其根源，乃在于刑部事务，端赖熟手经理。丰富的律例知识、长期的理刑经验也成为刑部之内实际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些对于保证清代刑部的办案质量，乃至国家司法的正常运转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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