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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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

周育民

2011, 0(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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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罗玉东先生综合清人有关估计和披阅大量档案文献史料，对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作了重新估计，但其结论与清代中外人士的估计相去不远。因此，罗氏关于清代厘金全国岁入大体在 1400 万两至 2100 万两之间的估计数基本上成为定论。本文拟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整理的新数据、新材料，提出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新估计，认为光绪五年以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 2000 万两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突破 3000 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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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赵春晨, 享冬

2011, 0(3):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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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兴起于清代开海禁、建立粤海关之后。它的出现，是在中西之间基本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逐步积累而自然生成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渡到商舶贸易的产物，在当时乃是一种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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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黄国信

2011, 0(3):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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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除了 “因俗而治”的解释之外，均未清楚地指出 “苗例”何以出现在《大清律例》中，亦未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深入分析，更无 “苗例”司法实践的翔实案例。本文在提供此类案例之后，认为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依据苗民原生活状况和当地异于改土归流的开辟方式，采用 “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 “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苗例之外，“官法”亦被地方官府适当运用于其中，从而显示出清王朝在苗疆的法律权威。乾嘉以降，新开苗疆地区不断走向 “化内”，加上清末法律西方化，“苗例”终于被彻底从《大清律例》中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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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

余新忠

2011, 0(3): 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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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遭遇身体的 “国家化”和被现代权力日益广泛而细密的监控。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虽已有一些探讨，但尚未有从卫生行政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的专门探究。本文从卫生防疫一隅，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本文认为，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逐渐增设。在接纳的过程中，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那些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为了 “强国保种”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简单便捷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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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

贾国静

2011, 0(3):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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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政体制在清代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兴衰过程，其每一步重要变化均与清王朝的政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清初为稳固政权实现统一计，逐步创设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河政体制，延至中期，王朝渐呈颓势，河政制度亦弊病迭现，至晚清时期，河政体制之命运则为急剧动荡的政治格局所左右，受咸同战乱之影响，铜瓦厢改道后南河及东河干河机构被裁撤，庚子事变则影响到了河政机构被彻底裁撤的结局。可以看出，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与缓慢的社会变迁相比更能影响河政制度的命运，反而观之，河政体制的演变亦折射着大清王朝的兴衰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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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赵思渊

2011, 0(3):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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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 “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 “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 “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 “浮收”比率达到 1. 1∶ 1，其中 70% 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 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 “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 “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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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

孔祥吉

2011, 0(3):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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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档案为依据，叙述、考证了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后，急切召李秉衡进京，京师的守旧势力嚣张一时，而希望李氏进京的均为顽固派官僚。李秉衡率部北上途中，攻毁教堂，入京后，迟迟未赴前线，先后五次被慈禧召见，并与义和团一起围攻使馆。本文引用清档，论证李秉衡陷害主和派，导致慈禧、徐桐、刚毅等顽固派，将许景澄、袁昶等杀害的重要事实。本文认为，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肯定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举动是爱国的，则又要面对如何评价支持、重用李秉衡的慈禧、徐桐、刚毅等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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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戴海斌

2011, 0(3): 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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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秉衡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历史人物，尤其在庚子事变中千里勤王，以至身殁殉国，身后寂寞，而谤亦随之。通过对他一生最后阶段的事迹考订，可祛除既有认知中的迷思成分，厘清他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及义和团之间多种关系，也可由其个案观察晚清政治的 “时代相”。李秉衡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而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明显拉开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 “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相遇后，被迫打开国门，由于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李秉衡的身后是非不仅反映其个
人所处的困境，其实也折射了时代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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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

贾艳丽

2011, 0(3):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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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排满宣传对汉人加入排满革命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排满宣传下的满汉关系极为敏感。面对排满宣传及排满行动，部分满洲贵族采取排斥汉族官员及防备新军的做法，这又加剧了满汉矛盾。革命党纠正宣传中的偏颇，调整革命初期的错误做法，但革命进程中旗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进而报复汉人，满汉经历了再一次的矛盾激化。以 “反满”为口号的辛亥革命虽然使旗人消除了特权，逐步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但在旗人心中留下的感情伤痛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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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景祖觉昌安第五子塔察篇古考

李凤民

2011, 0(3):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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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

刘晨, 刘平

2011, 0(3):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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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清史编纂抢救文化遗产推动清史研究——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成果述评

王俊义

2011, 0(3): 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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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中大炮的使用

石康, 师江然

2011, 0(3): 14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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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社会传闻与皇权干预

阚红柳

2011, 0(3):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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